【文/包伟民、吴铮强】

一、与士大夫治天下

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构成宋朝的统治阶层，两者之间形成特殊的政治文化关系。熙宁四年（1071），赵顼与王安石共同主持的变法运动进入第三年，文彦博反对变法，向赵顼抱怨“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赵顼困惑地问，变法对于“士大夫诚多不悦”，但对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纠正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言下之意，文彦博认为皇帝应该首先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从而与赵顼的观念产生了差距。

“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的基本格局。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拥兵自重，割据地方，战乱不断。宋代统治者以史为鉴，建国后很快解除武人节度使的行政权与兵权，将中央和地方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形成了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作为禁军统领机构的三衙只有管理军队的职能，不得参政议政，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作为中枢机构、握调兵权的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少有的几次例外，如宋仁宗时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进入主枢密院，遭欧阳修、文彦博等文臣极力反对与压制；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和岳飞进入枢密院，成为赵构剥夺大将兵权的阴谋对象。赵宋王朝将长治久安的期望寄托于文臣，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大批文人充实官僚队伍，将武人排挤出权力核心，形成宋代政治所谓的“重文轻武”局面。

赵宋王朝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首先是因为文臣比武将容易控制。大量平民士人进入仕途，他们的权势完全依赖朝廷的提拔，除了依附皇权，别无政治资源可言，对赵宋王朝自然感恩戴德、誓死效忠。范仲淹倡言“是进亦忧，退亦忧”，既体现士大夫自负天下的精神，也是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反动，是宋代士大夫依附皇权的反映。

“与士大夫治天下”，还能有效限制后妃、外戚、宗室、宦官对皇权的威胁与侵蚀。后妃在生活上与皇帝最为亲近，在政治上最容易接近权力核心。宋朝号称消除女祸，但太后临朝称制或者裁决立嗣的现象持续不断，真宗皇后刘娥、仁宗皇后曹氏、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分别在仁宗、英宗、哲宗、徽宗初年垂帘听政，神宗皇后向氏、高宗皇后吴氏、宁宗皇后杨氏，也在徽宗、宁宗、理宗的继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为防止后妃势力威胁皇权以及士大夫的统治，禁止后妃与外戚、大臣交结，宋朝建立后妃叙迁、俸禄、门荫的严密制度，更严格限制称制太后权力的膨胀，如仁宗初年太后刘娥称制，参知政事鲁宗道对刘娥评价说武则天“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反对立刘氏七庙，又以“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反对太后辇乘先于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英宗朝赵曙因病不能理政，韩琦先请曹太后听政，赵曙病有好转，韩琦便强行撤帘，逼曹太后还政。

刘娥 《清平乐》剧照

宋朝对外戚、宗室、宦官同样严加防范，一般只授予寄禄官或闲散官，不得任侍从与宰执，不准领兵。即便如此，宋朝仍有宦官王继恩、李宪、童贯领兵，外戚韩侂胄、贾似道与宗室赵汝愚拜相的情况出现。徽宗朝以来至于南宋，权相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出现，多数权相出自士大夫阶层，代理皇权而行专制，意味着“与士大夫治天下”体制出现变异并存在危机。毕竟赵宋政权本身出自武人集团，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基础并不重合，两者的联合统治主要是相互利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