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能性大大扩展。 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全面应用和深入进展，正使得实时的政策反应成为可能。而通用型学习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更是展示了其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前景。通过让机器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使其能够将历史记忆与规划未来两种能力融为一体，精确建立环境模型，准确计算任务标准，完全有可能逐步形成超越人类水平的强大执行能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已经完全不是所谓程序正义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如何保证政策对实时变动的民意做出实时、积极的回应，如何根据准确无误的历史记忆正确地规划未来并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就成了一个掣肘力量，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根本不符合时代要求。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政治、经济僵局中即可看出这一点。弗朗西斯·福山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在2014年《衰败的美利坚》一文中说：“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

但到目前为止，即使出现了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运动”，也看不出美国有发生重大政治制度变革的光明前景。福山承认：“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 归根结底，特朗普也仍然是强大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中国在范式级巨变中的重大价值

面对范式级的巨变，我们尚没有成形的应对方法。但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和其政治经济模式中的缺陷和不足，正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无论中国自己是否充分意识到，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中，已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二元化，乃至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比。中华传统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关于整个“天下”的，也就是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史记·夏本纪》写道：“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所以说，如何通过天下治理让天下秩序保持稳定，获得时间上的延续，这正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体系最大的长项之一。

第二、中华文明是历史型的文明，关注时间的延续性，这与关注空间扩张性的西方文明形成对比。《易经》始于“乾卦”，终于“未济”，上离下坎，事业永远没有终结，永远都在“未济”的状态。受到中国数千年“天道”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人易于接受一种漫长演变的宏大历史观，从不臆想某个“末世”的突然到来。所以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都聚焦在现实问题上，追求“更好”，而非根本不存在的“最好”。当代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一如既往的实事求是态度，正是对这种史观文明的继承。而中国改革的活力，与西方三权分立带来的死结，也日益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的国家，是“公权力”的代表，这与西方民族国家长期被“私权力”挟持的情况形成对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不仅是儒家，道家也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的思想，法家也讲“私者，乱天下也。”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而西方文明归根结底是“私权力中心主义”，在因生产自动化和全球化而出现财富聚集效应之后，也完全没有适当的社会机制进行再分配和再平衡，反而出现了大资产集团的复辟，收入不平等状况回复到十九世纪末的水平，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高度重视，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各不同地区的贫富不均得到很大缓解，通过长期的扶贫工程、“双创”工程，阶层之间贫富分化势头也得到遏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应对新经济形态变化的重要引领者。中国现行的经济所有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较好的适应财富分配需求的制度优势。此次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更反映了对人需求的丰富性的尊重；宣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也显示了我们对人性的敬畏和保护。

十九大开幕 旅客在火车站驻足观看直播 图/齐鲁晚报

总的来看，在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引领者之前的几十年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引领之下的全球化，所以中国未来的道路特别需要吸取新自由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并借此发挥出中国独有的优势。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系统持续有效的运行，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宏观方向、中观结构和微观活力。新自由主义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解决了微观活力问题。通过强调人类的自私基因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了市场和经济利益激励对人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在物质相对贫乏的状态下，商业逻辑摧枯拉朽，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如今已时过境迁，即使是在微观活力这个层面，片面强调经济激励和自私基因，已经慢慢失效。

新自由主义更大的问题在于对结构的忽视。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自发产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然而， 这种自发秩序并不天然地指向发展，更不要说平衡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即使不考虑金融、劳动力等特殊市场，只要存在继承关系，代际积累就必定会让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再加上资本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工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回报率结构性地高于实体经济回报率等一系列倾向，市场自发产生的，与其说是秩序，不如说是结构性失衡。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对种种失衡视而不见，哪怕这些失衡已经将社会严重撕裂。

更不要说新自由主义根本就在回避宏观战略方向的问题。当今西方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没有对未来的战略性考量。这与当今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战略真空，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问题，即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缺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未能成为公权力的代表，而是沦为资本的工具。就像布罗代尔曾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才能赢得胜利。而当资本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时，西方的政治家们，便在宏大问题上集体失声了。

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式级巨变，和中国的发展与强盛，在这个历史时刻同时发生！中国将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面临越来越多的全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新问题，也是全人类的新问题。中国未来改革将进入“无人区”。对此，中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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