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报告，全文共计32000多字，宣读用了3个半小时。报告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前进道路。这种战略自信，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行进；同时，中国的前行，也会极大地定义人类历史未来的走向。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中国未来的改革道路，将越来越深地进入“无人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绝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而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范式级别的巨变——全球化程度逐渐接近极限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这种巨变必将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最具有适应性，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对于新挑战的应对和新机遇的捕捉，将发挥出不可取代的作用。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个位置使得中国的作为可以被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听到，中国的经验可以被全世界学到。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历史的前沿。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将越来越深入人类未知的领域。这种变化将深刻考验我们的智慧、胆量、担当，也需要我们加倍的谨慎！

一、人类历史面临的巨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两个范式级别的变化。第一个是全球化程度逐渐接近极限。

这一变化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其一，自由资本主义无以为继。因为资本的本质诉求是扩张，不是治理。没有空间的扩张，资本必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竞争日益激烈导致利润下滑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对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釜底抽薪，并进而导致整个体系分崩离析。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正慢慢接近极限，空间的扩张已到达尽头。

大卫·哈维曾指出，在扩张空间存在时，自由主义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一面，为的是将其资源价值带向全世界。然而，当空间扩张接近极限，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面相就会凸显出来。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会上升，以尽量维持建立在不对称市场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动力。而在保护精英阶层财富的目的下，公共性、社会性支出将首先被牺牲，并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一过程在美国其实正在上演。

其二，有效的全球治理缺位。全球化下的治理，需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而这一点，恰恰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把握范围。正如哈特在《帝国》一书中所说的：“相对于这种超国家力量的形成，理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很不足，绝大多数法理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超国家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新内容，而仅仅重拾起各种过时陈旧的模式，把它们用在新问题上，实际上，那些曾经促进控制民族国家诞生的旧模式，现在只是被掸了掸灰尘，便又被当作解读超国家力量机制的阐释性解释推出了出来。”

在哈特看来，历史上支配了欧洲国家主权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关注国家主权转移的霍布斯式思想，一个是关注于分散权力的洛克式思想。从前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建立在新的支配力量之上的全球安全；而从后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全球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全球立宪。但是“两者都将新的全球力量仅仅展现为古典国家民族主权概念的类比，两种假设都未认识到帝国力量的新本质，仅仅强调了国家构造的既有继承形式。”

这种理论局限，实际上是在西方整个国家形成过程中先天地决定的。地中海地区和西欧地区长期的分裂和动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长期的竞争，是西方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空间。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没有整体观念。也就是说，这种政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竞争问题，从来没有达到过整体治理的层面。包括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其本质也是分裂和分化。而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更多的是在于融合。一个全球化下的全球社会，便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融合。

第三，人类的试错空间缩小，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加大。在进入全球化以前，人类社会主要的演进机制是“选择”。世界上原本存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和文化，在越来越快的演化过程中，剩下现在这个各自命运紧密相连的“全球社会”。然而，到了“全球社会”这个阶段，原来那个存在了数万年的“物竞天择”的生态便没有了。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一系列现实问题。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和制度，需要的是敏捷性。小范围试错，并及时调整。但西方思想，时常执着于一个想象中的完美镜像。由于完美的制度并不存在，镜像思维必然导致思维固化，因此降低了适应性和敏捷性。

第二个范式级别的巨变，是由信息化和互联化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或者说是信息革命浪潮。这又带来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物质稀缺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构筑在物质“稀缺性”假设之上。然而，随着材料科学、新能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已经开始瓦解。当今人类社会所“稀缺”的，正逐步从物质商品，转化到非物质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主流经济学原则，如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经济回报的激励作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伦理等，其应用范围都受到极大挑战。

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丰富性究竟是会转化成“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还是“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力量” 的局面，取决于这种丰富性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以当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例，由于缺乏对工业时代分配原则和职业伦理的反思，生产的自动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聚集效应，只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的撕裂。并且，即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已然清晰可见，其政治体系却完全没有自我改变的能力，更妄谈改变社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