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9日夜提出：

一原则上承认满洲国；

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三缔结防共协定，以秘密条件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兵；

四经济合作；五保证两国人民的居住、营业的自由；六招聘日军事及经济顾问；

七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与汪派合作；

八日本尽快撤兵。

3月10日蒋介石训令中方谈判代表“不要签字，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妥协”⁹

日方拍摄蒋方意见照片《今井武夫回忆录》

此次会谈蒋方的意见如下：

和平意见（中国委员）

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为谋取确保东亚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原则上，结束中日战争的研究，兹经详细协议后获得结论如下：

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

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得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在第三条范围内）；

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

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但资源开放，中国应处于主权者地位；

第五条、关于中日两国臣民居住、营业自由问题，绝对同意，同时，日本帝国应考虑取消在中华民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地；

第六条、关于顾问问题，中日两国为提携合作，如中国需要技术顾问时，得招聘日本帝国之军事经济专家为顾问，但不得干涉中国之内政；

第七条、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

第八条、关于撤兵的问题，日本帝国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全部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借口延迟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国政府维持之（撤兵步骤另行订之）。附则：

以上意见，日本帝国不得视中华民国为被征服国。中日两国应在平等立场，以最高诚意的公平互让为结束战争之基案。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日（据原书所刊中文原件相片抄录，标点为译者所加）¹⁰

根据蒋方要求，一致同意正式会议避免在香港，另行选定在马尼拉等第三国地方进行。宋子良约定一周内携带正式答复返回香港。3月23日夜宋子良拿出蒋介石转告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说：蒋介石对于非正式代表提出的备忘录基本上无异议，但在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遭到东北将领的反对，现在正努力说服，最后不得已将用镇压的手段的考虑，奈何距离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已迫在眼前，因此可否将正式的最高代表的会谈延期到4月中旬，新中央政府成立的日期也请重新加以考虑。

铃木向日总司令部报告后得到答复说：会谈即使延续到4月也不要使对方失望。在南京伪政府的周佛海几次收到蒋方电报说“等一等成立新政府。”（如3月27日教育部次长樊仲云的书信、3月28日段祺瑞的侄子段光纲的电报）¹¹

5月7日日方接到章友三来港的消息，5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宋美龄来港治疗牙疾。5月13日日蒋在香港九龙半岛旅馆234号房进行会谈，章友三发言说：“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暂做悬案留在和平后在进行商谈，即使在王兆铭政府善后问题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在于防共，但希望不要把‘华北’提出来。现在先是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解决。表面如此，实质上会毫不留情的讨伐共军，不久将来日本方面会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这一点请转交给日本首脑部，只是不要进行高级会谈。”

对此今井武夫强调：“如果这样的话，就先停战吧！接着宣布防共亲日，然后进行和平谈判。”今井始终强调高级会谈，其目的是把强硬坚持承认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前和蒋方一起会谈，板垣也将会因此改变认识而让步。对此章友三说：“所谓高级会谈，其实你现在就是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请相信我们，要大人物出面，也得会谈成功时才行，这是躲避不了的事。”¹²

日本方面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今井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但因为把宋当做“日蒋和谈”的钥匙，对这个问题没有追究。

5月17日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宋子良说：“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在重庆方面反对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讨共计划已制定，如可能的话，希望在七月份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元凶冯玉祥，准备使用强硬手法挫伤其锋芒，实不得已，甚至将采取最后的强硬手段。”

根据蒋方提议，6月4日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在此之前，参谋本部第八科在5月16日做出了《长沙会谈准备要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们聚集在板垣宿舍，研究谈判中如何引导对方态度问题，板垣说：“在判明对方确有诚意之前，要警惕过于迎逢。”今井一直负责日、蒋和平运动，深知蒋方意图，他说：“自交涉开始以来，对方一贯主张的最大问题，总得来说是承认满洲国，满洲国已是严然存在的事实，所以对日来说是一个没有实际损害的形式问题，再也没有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了。”

板垣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大会上全国人民说过把满洲国委托给日本。现又吞吞吐吐提出这一问题，只能是下面人干的，是不是张群之流干的？中国方面如果对此反对，那么这一工作可以停止。”满洲国问题是横亘在日蒋方面的壕沟，只有解决满洲国这个问题日蒋之间的“和平”才能到来。今井武夫在后来的工作中设计的方案极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日方委托书《今井武夫回忆录》

6月4日开始每晚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点着蜡烛进行“日蒋和平谈判”日本方面增加了参谋本部第八科科长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官的委任状；蒋方出示的委任状有军事委员会信笺盖有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小印。¹³

陈超霖说：“一、过去，日华两国处于互不沟通心意的状态中，但自香港会谈以来，使两国的隔阂显著缩小，从而使中国相信有与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二、中国的青年将领一向很难消除日本企图完全征服中国的想法，通过这次会谈逐渐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对积极推进日华和平表示赞同。三、以往中国对日本进行外交活动时总抱有怀疑心理……我们明确了尽管过去若干和平路线曾被拒绝，但认为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为可靠，堪称捷径。四、中国共产党料到和平到来之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共产党的剿灭，因而企图尽可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各要人在香港会谈后，对于进一步加紧防共意见，愈趋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有魄力的军政要员数人到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中国的防共政策已开始转入逐步实行的阶段。五、五月二十八日已经和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进行商定，得知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若不苛刻，则表示不反对和平。”¹⁴

谈判的难点依然是满洲国问题和驻兵问题，陈表示“有蒋无汪，有汪无蒋。”日方表示反对。当天晚上凌晨三点宋子良搭乘澳门启航的联络船去香港，与重庆的要人会见，接受训令后返回。日方从蒋方言行和报纸往来人员推断，这人很有可能是宋美龄。6日下午2时宋子良和张治平到日方代表宿舍。宋提出：“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去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解决了汪的安排问题，然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中将在重庆会谈。”今井武夫提议由板垣去长沙。但宋不同意。又提议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认为有可能答应了。

今井于6月10日返回南京向总司令部首脑汇报，谈到“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提议时板垣表示了去敌区的决心当场同意。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把满洲国作为毕生事业的板垣将军请到与蒋介石一起商谈和平，也许将军就不会那么坚持了。”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需要战场上的胜利加以巩固。

以打促和

苏联援华武器物资一部分是由苏联奥德萨港运抵越南海防然后转运至中国内地，据统计1937-1939年约有六万吨武器物资通过海运运抵中国。除了苏联国民党政府从英美法等国购进的物资也从滇缅公路入境。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

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从1939年1月10日日军集结完毕到1940年2月日军成功的达到自己的战役目的。

日第11军于1940年２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并不准备占领宜昌。日军攻打宜昌时，重庆顿时流出“日军开始进攻重庆”。

另外从欧洲传来英法联军肯定要失败，国民党内亲德派迅速抬头，对日和平气氛进一步高涨。5月31日日军开始进攻宜昌，6月12日攻占宜昌，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按计划回撤，国军“收复”宜昌。当时参谋本部被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况所吸引，认为现在已至世界变革时期，南进论顿时沸腾，因而强烈要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对促成桐工作极为关键，很快形成确保宜昌的趋势。15很快又发出确保宜昌的命令，走在最后的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掉回头冲破国军阻拦，于6月17日重新占领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