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兵力虽多，但大都是东北军，大多数东北军官兵希望抗日，对于围剿红军不感兴趣，这就可以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党围剿，如果争取到这一部分东北军，红军就将争取到一个有力的外援。

瓦窑堡会议前，中共就派刘澜涛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争取了骑兵第二师黄显生、参谋长董道泉等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瓦窑堡会议后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东北军的干部。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毛泽东亲自讲课，讲红军的俘虏政策时说：“拿起枪的是敌人，放下枪的就是朋友。”博古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形势。邓颖超驳斥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在讲课中，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理论。对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不仅不歧视，而且食宿等生活条件比红军还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东北军军官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纷纷表示：再也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必须联合起来才是出路。这期间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回东北军做张学良的工作。

东北军和红军作战失败不仅仅是战斗力的问题，还归功于红军的宣传。红军宣传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回东北老家去！”在红军的宣传攻势下东北军兵无战心。一位被俘的东北军士兵哭诉：“我是被抓夫来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呢！”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说：“你们真是有信仰啊，要不这么多孩子、女人怎么走过来的（指长征），如果是为了自己，邓颖超、蔡畅用得着这样吗？”

一边纠正党内的错误，一边纠正过去对于党外统一战线的错误，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共这个转变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改变以往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传回国内，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冯玉祥直接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不把部队开到华北，什么时候开？”

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居住的窑洞举行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驳斥了博古“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错误观点，赢得了张闻天等多数人的支持。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根据形势的转变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紧紧的将自己与时代结合起来去迎接抗日大潮！

会后，中共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成立了前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做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工作，周恩来任书记：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张浩任书记；派刘少奇到“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作，任北方局书记。

为了响应“一二九运动”推动全国抗战，中央决定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争取直接与日军作战。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这是从下层推动上层建立统一战线。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就没有什么大的阵仗，但是不代表东北军其他人不想在老蒋面前露把脸。

红军西征时，东北军何柱国见有机可乘决定打秋风。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准备打秋风的何柱国骑兵师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对在第一线的彭德怀发布命令：“原则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事后红军将缴获的武器、俘虏的东北军人员都还了，有理、有利、有节，把人揍了，挨揍的人还说打得好。此战的结果就是东北军再也没有和红军打过仗。

不仅对东北军如此，对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战役前中共与国民党正在秘密谈判，国民党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出洋……”这些条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鲜血还在眼前。负责谈判的陈立夫都认为谈判条件“太苛刻”。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国军最后一场大的阵仗。统一战线不是一味地顺从被统战对象，也是要斗争，否则只有被统战。毛泽东深味此中奥秘，就像《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说的：“爷，今天就是要站着把这银子拿喽！”

前文提到共产国际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助力，让中共从以往的“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没改掉其瞎指挥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发报机的中共向共产国际通报瓦窑堡会议内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失利后，张学良完全可能背叛我们。”如果是以前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情况下，中共对张学良统战的结局很有可能会重蹈中央苏区对蔡廷锴、蒋光鼐的覆辙，将大好机会浪费。此时的中共对共产国际玩了个“阳奉阴违”，事后证明这个“阳奉阴违”的决定英明无比。

刚到陕北的中共从鲜血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摒弃，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但不代表他不重视其他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其他人。他给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和白崇禧、宋庆龄、宋子文、高桂滋包括蒋介石等等都写过信，甚至还当枪手给徐向前起草过至胡宗南的信，最多一天写过九封。这些信的效果如何呢？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可能还有李、宋或其他什么人发动，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请继续看下一篇。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张闻天年谱》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