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国民党面对日本的重重压力，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个和中共和谈的姿态；另一方面，刚刚到陕北的红军就干净利落地干掉东北军的一个师，蒋介石不得不“剿抚并用”，开始与中共秘密联络。那么此时的中共是什么态度呢？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我理解为成大事业者当是孤独的，其思想必不为众人所理解；第二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宁死不悔，被人攻击、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也要坚持下去；第三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而是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完成对自我的救赎，乃至浴火重生！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和中共正在完成这种变化。一系列的挫折、失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走过的那些路。“遵义会议”后一直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对以往的错误路线问题加以总结，很多时候只能在行军途中一边打仗一边解决问题。

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报明令提出：“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不仅毛泽东在逐渐改变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战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时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报告。报告中除了对军事问题加以纠正，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对地方干部说：“现在我们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变了，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要把过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做法纠正过来。”

这当口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党内团结，如果正式书面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内部极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电报压下，摆在当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活下来。这些电报、讲话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错误了，虽然没有正式书面文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纠正。

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须站在抗日第一线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开往抗日第一线才能有所作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四川西部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博古汇报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开炮的情况（事实是直系军阀白坚武在日军指使下声言组织“华北国”，自封“正义军总司令”，在北平丰台暴动，曾向北平城内发射炮弹）。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但因为战事匆忙，没有时间执行。

1935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发表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指示信》，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在阶级观点上说，党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之联合起来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再从政党的观点上说，不管什么党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抗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然而目前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任务，不仅夺取下级士兵群众，并且要夺取中上级军官，因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夺取敌人军队中，上中级军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后要指出的，有许多地方党部，一向很忽视甚至于不愿意在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间进行工作，这种现象是不可允许的，必须设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帮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蒋和反张学良的统一战线（毕竟蒋介石和张学良还在和红军作战），抛弃了过去那种“只要下层统一战线不要上层”的左的做法。提出“我们与其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的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中共已经明白要想对日作战必须要团结全国大多数人，靠中共自己单枪匹马和日寇作战是不可能成功的。

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一面释放以往在左倾路线下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干部，一面积极布置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时，东北军一零九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下达命令：“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其5300人，击毙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中的缴获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除去地形选择和群众基础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的团结协作，能团结协作的前提条件是摒弃左的束缚。战役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除了总结战役胜利的原因外，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直罗镇战役最大的效果是让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张学良曾经信誓旦旦地对部下讲话中说：“委员长说了，剿完红军就打回东北老家去！”刚到陕北的疲惫之师就有如此的战斗力，这就不免让张学良掂量一下继续剿共的后果。而且张学良因为剿共失败到南京后只有侍从长钱大钧迎接，以往是国民党高官何应钦、陈诚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张学良反思自己执行的对日“不抵抗”（张学良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