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鲍格莫洛夫进行会谈。蒋介石说：“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红军的问题。如果中苏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说：“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你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鲍说：“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你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希望鲍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鲍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历时两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苏联不愿意做同共产党谈判的中间人，蒋介石只好自己解决。邓文仪先和潘汉年进行了会面，又在1936年1月15日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提出：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参加南京政府。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3、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中共将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将成为红军继续活动的地区，邓还认为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将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获得武器。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希望谈判以国内进行为好。

回过头看看蒋介石的老对手，1935年10月红军在蒋介石一路的追击下到了陕北，但是直罗镇一仗红军干净利落的将东北军109师全歼，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106师的一个团。蒋介石心里明白要想把红军全吃掉还是要崩掉几颗牙的！

基于以上几点，蒋介石把和中共谈判的目光转向国内。

蒋介石秘密布置陈立夫寻找与中共联系

无论是争取苏联的援助还是寻找和中共秘密谈判的渠道，蒋介石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怕刺激日本。1936年陈立夫接替邓文仪去苏联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寻找中共的关系时，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妻子隔一段时间就寄出早已写好的明信片给友人，可见机密程度。蒋将与中共联系的重任交给了陈立夫，这和陈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有关系。陈立夫见日本侵华加剧，曾找到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建议与日本协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压力。”当时遭到汪精卫的拒绝，便与其兄陈果夫秘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发展，惟兹事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加剧，立未到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直接出面，由交通部长曾养甫办理。1935年11月，曾养甫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一次蒋介石和曾养甫谈论和中共谈判，陈布雷进来了，蒋马上转移话题。

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同一些进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从两个途径进行了试探：一个是经同国民党元老覃振相熟的进步学者翦伯赞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来同曾养甫见面。吕振羽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北平的地下党有联系。他到南京的商谈，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领导下进行的。谌小岑的另一个途径是经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的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但吕振羽也好，张子华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后国共两党直接联系还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宋庆龄安排将国民党希望谈判的消息带给中共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身分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的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进入苏区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董情急之下拿出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张学良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此时张学良还没有和中共直接联系。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综上所述，蒋介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个与中共和谈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中共的战斗力使然——刚刚到陕北的红军就干净利落的干掉东北军的一个师，剿抚并用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面对起义者的手段。蒋介石后来说到西安事变前其派人和中共密秘联系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国民党方面一边在和中共谈判一边在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派人到陕北，一直是中共的张子华和潘汉年为此奔走。这段谈判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放弃武装的的鲜血还在共产党人的眼前。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方面是否还拘泥于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中呢？张学良、杨虎城何时开始同刚刚到陕北的中共秘密联系呢？中共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且听下回分解。

参考资料：

蒋纬国：《抗日御侮》卷1 49页1978年版，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

《蒋廷黻选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中《苏联对外政策文献》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献》19卷

邓文仪《报国从军记》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71期

《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访问刘鼎谈话记录，198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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