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讲话，指出西安事变“是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行为。让我们回到1935年在大历史的背景下重温那段历史，探究西安事变背后的故事。

长城抗战后，日寇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可以说是袁世凯承认承认“二十一条”后最卖国的条约，承认日本对热河的侵占，承认以长城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央军撤出华北，将华北的主权拱手让给日本！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日本帝国主义成功迫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退出华北，在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又勾结汉奸殷汝耕搞出“华北自治”的闹剧。这是在政治上，经济方面大规模的走私、掠夺华北资源、贩毒，不一而足。

在日本大规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业遭到灭顶之灾。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华北走私就使国民党政府损失两千万元。盐税收入也因为日本强卖汉沽、芦台、塘沽而大受影响。蒋介石责骂：“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福，实为世界之害群之马也。”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开始寻求苏联援助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蒋介石后来在日记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29年中东路铁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一度中断。9·18事变后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改善双方关系。

蒋廷黻在9·18事变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联络外交是常态，断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个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两个都得罪。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中，一面又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蒋廷黻的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通过交谈为蒋介石所赏识。1934年6月蒋廷黻赴欧考察，蒋介石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星期专门研究苏联外交，并同苏联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可夫会晤中蒋说：“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中国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斯托莫尼亚可夫说；“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一旦苏联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也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蒋廷黻报告蒋介石：“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援助中共，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现出亲苏，也令蒋担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开始转变。蒋介石复电嘉许，并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密切关系，极为信赖，嘱咐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公开谈判。”自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升温。

9·18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主要是美英，但现实击碎了蒋的美梦，美英只是在口头上对日加以谴责。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M.,梅斯基举行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愿望落空了。”“同盟国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军队的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每个人就在经济领域给中国以不同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的‘白银法’，美国人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流入到美国的白银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英国外交官）同我会谈声称，大不列颠政府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日俄战争使苏联和日本结为百年世仇，苏联在远东必须提防日本，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这是蒋介石将对外获取援助的目标从西方转到苏联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派曾担任参谋、侍从八年的亲信邓文仪担任驻苏联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帮助下进入新疆考察。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有积极援助中国的意向，蒋于是便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军需物资，能否从新疆得到军需品？”

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会谈时，说明苏联要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蒋介石答复“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两国面对同一个根源”，并且表示“不仅其本人连其政府其他人员也不相信苏联对新疆有领土要求。”

1935年10月份邓文仪在苏联发现英文版的《八一宣言》，将其翻译成中文带回国。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受苏联指使，便希望借苏联迫使中共谈判。1935年12月14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杨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协定，并准备同中国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斯托莫尼杨科夫强调，“苏联清楚的认识到，不实现蒋介石军队和中国红军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真正的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