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下一个采访点的路上，我想起一个典故。北宋将领种世衡当渑池知县时，曾经翻修城外山头的古庙，修到一半发现大梁太重扛不上去，就派人传播消息，说要在庙里举行相扑比赛。到了约定日期，满城百姓都涌来了，正好落入他的谋划。他催促说快点把房梁运上去，好让比赛赶紧开始。本来要花费上百人的劳力和众多的钱粮，但种世衡一句话，便让数以百计的百姓一齐出手，一文钱不要就帮他将一根大梁扛上了山顶。

这个故事虽然说的是种世衡的才智，反映的却是当时民间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

其实把时针回溯一二十年，这样的例子在东部农村也比比皆是。譬如“三下乡”活动时村里的热闹，村里放电影时、举办红白喜事都是全村出动，天气不好也不在乎。这是熟人社会未解体的农村最常见的景象。

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内心仍然羞愧的，“先入为主”是媒体人的大忌，眼见为实，也叫探究“实”的背后有何原因。尤其是作为前基层工作者，我仿佛遗忘了基层工作的经验。

我当然可以用朴素的正义感为自己辩护，当然我也知道，这份正义感来得太廉价了些，实在有些矫情。

这个错误我在2011年也犯过。当时刚毕业的我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来到甘肃最西部某县。县政府配了不少普拉多之类在我看来的豪车，我也暗自吐槽，“贫困县，车倒不错”。然而当我跟着县里的干部下过几次乡，体验过路况和距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样简单的“愤怒”。

当时我所在的县，面积比两个天津还要大，然而人口却只有14万——这还是接收了甘肃东南6万移民之后的。

不得不说，很多我在山东成长、在天津求学的地理时空观念在这里都颠覆了。比如3个半小时，乘坐高铁我已经从上海抵达了济南，即便是汽车，在高速上也过了好几个地市，而在这边一个县还没有走出去。更别说习惯了全国排名靠前的各种数字突然变成倒数带来的冲击。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世界”，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是在太大，而且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东部一些省市已经足以和发达国家比较，而中西部还有相当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复杂的中国不是开脱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因地制宜做好工作的依据。

豁然开朗

康玛村的“四讲四爱”活动为我打开了更广阔的视角。这项活动除了我之前理解的政治宣传，还包括普法教育、安全生产、文明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

比村里制定的“文明10条”，除了“党员禁信教”，还有“垃圾放进箱”、“粪便要清理”等讲卫生的内容，村规民约顺口溜里也有“疲劳酒后莫动车”“林里抽烟犯大忌”等安全事项，可以说是包括推广现代文明生活和移风易俗在内的藏族农村现代化之路。

康玛村制定的村民文明10条。观察者网图。

起初，我略微担心这种宣传方式有些“简单粗暴”，而跟我同车的西藏网信办的处长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有些太武断了。她后来告诉我，提出来（四讲四爱）是区党委的决策，是立足西藏各族群众思想实际而得出来的。西藏的硬件从何而来？是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的关怀支持。没有这个大背景，都是空幻。我们面临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思想教育是薄弱环节，你不去占领，达赖就一定会占领。我们必须立足西藏区情搞教育，把“四讲四爱”镌刻在农牧民群众心里。

这和我先前的预料不谋而合，开展“四讲四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和达赖分裂集团争夺民众。

到了这里，我几乎已经完全理解了开展“四讲四爱”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就我的观察，关键在于这么把这件事做好。

英国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的“年代四部曲”里提出过一个“双元革命”概念，意思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

这种“双元革命”的叙事简单加以变通，就可以应用到现在。中国当代的“双元革命”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概念我去年曾在参加一场两岸活动时向台湾嘉宾和学生讲过，那么对于西藏来说呢？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出了“双元革命”。

社会主义是政治现代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代以来的中国历次革命和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传播民主与科学，打破封建传统，塑造了我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了落后愚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一步跃进社会主义制度。

工业化，也是城镇化，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生活在1960年至今的藏族同胞，他如今看到的变化，比他的先祖在过去1000年间看到的变化还要大。

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在《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可想过路谁修的？》中所指出的，新中国和现代化才提供了真正可供实践的信仰自由，把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尝试的事。因为一趟磕长头下来，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成本太高了。比如衣服的磨损，即便在如今，在大昭寺外，磕长头的人群也不乏用化肥袋子围在衣服的最外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内地同胞开始宣扬到西藏去"回归自然"，寻找"信仰"，净化心灵。且不说不是信教才算信仰，也没有哪个民族天生该信哪个宗教，最简单的道理，藏族同胞有什么义务配合给你表演磕长头呢？有什么义务满足你看中世纪生活的猎奇心理呢？

有人说给西藏送去的现代化生活破坏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了西藏的"田园牧歌"，很多西方媒体和人士也是这个调调。然而这是现代化的拉力，西藏现代化的推力来自藏族同胞自己，难道有人希望我们的藏族同胞住在“保留地”里么？

不言而喻，藏族同胞也需要现代文明生活，难道他们不需要用互联网么？不需要智能手机么？不需要开汽车么？不需要便利的交通么？把自己想象的西藏生活强加给藏族同胞，是不是太自私了呢？

所谓农村生活的"田园牧歌"不过是人们习惯了工业社会的想象，真正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生活是没有几个想去的，纯天然无污染那更是天大的误会，人畜粪便、垃圾污染水源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各种传染病、虫病害都在工业革命之后才消灭的。而逆城镇化的出现是工业化之后先改造了农村的基础设施之后才产生的。“郊区游”“农家乐”是城镇化生活的调剂，没有见到多少人真的搬回到未改造的农村生活的。

我想起此行当中，即便是最喜欢西藏的“清新自然”的记者，在提起西藏农村的卫生条件时也是连连摇头，尤其是很多村子里还是旱厕。大家表现出的那种不适应几乎是“天然”的，然而我进城告别农村的旱厕满打满算也不到20年。

藏族群众家里普遍悬挂着领袖像。观察者网图。

美国经济学家托德·布赫霍尔茨在《天才的回声: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一书中说，“如果活到现在，马克思可能会痛恨德国的绿党，幻想他们被葡萄籽噎住。他写道‘资本主义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乡村生活的极端愚蠢中解救了出来’。如果可能，他会将‘回到自然’活动的倡导者送回他们的历史书之中，让他们知道工业化之前的生活有多么可怕。”

倒不是一定要否定绿党和我们的环保人士，而是要认识到，旧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是更大的。更直观的可以比较一下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内蒙古也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改善农牧业结构，退牧还草，有效改善了草原的生态环境，在面对“白灾”等自然灾害时，处置比蒙古国更加轻松。

还有一些人说藏族不再淳朴，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见识了外面的世界，认识了市场经济，变得和你我一样。淳朴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更可能代表某种期待占小便宜的市侩心里。其实这个过程和过去三四十年来和内地经历的一样，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要接受市场经济的一切。多少地方曾经被赞叹民风淳朴，然后开发之后再被人感慨人心不古，这时候是不是先想一想自己比较好呢。

如今，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在各省市的支援下，在西藏各民族共同奋斗中，西藏的硬件渐渐赶上来了，无可否认的是，在软件方面相对于东部还有相当的差距。

"四讲四爱"，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包含的是从国家到个人层面，从政治到社会的角度，塑造的是西藏农牧民、青少年学生和僧尼在内的现代化意识，这是西藏现代化的重要拉力。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叮嘱的落实。

我是一名80后，两次西藏之行，给我的感觉，如果去掉藏族这个因素，展现在我面前就是东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现代化图景。而西藏农村的一些问题，又与10多年前新农村建设起步之时何其类似。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五讲四美三热爱”吗？“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个活动在90年代中期开展，与如今的西藏“四讲四爱”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这句话很精炼，但这个故事怎么讲得明白，讲得精彩，才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工作。

群众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四讲四爱”，不仅要让老百姓知其然，还要让百姓知其所以然。宣传成就是“其然”，成就如何取得，这当中的道理是“其所以然”。如何把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逻辑向刚刚从农业文明转型的藏族同胞讲好，这就考验我们各级干部的智慧了。

路阻且长

在林芝的几天行程里，从乡村，到寺庙，到学校，“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

在朗县的在巴尔曲德寺，我们参观了僧人“四讲四爱”书法展，以及僧人代表现场进行的“四讲四爱”主要内容汉藏文字书写活动。

我注意到寺里有的僧侣看上去非常年轻，很担心是否有未成年人，就向驻寺干部询问，驻寺民警和寺管委会主任都非常肯定得告诉我，寺里最小的僧侣也有19岁，而且起码接受了初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