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而非危机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开始扮演领导角色的心理非常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们对美国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奈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学者，但是他在说明美国过去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作为一个领导者为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担当主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时，都是选择性诠释。如果仔细回看战后70年和过去30年的历史，美国的霸权本来就存在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很多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例如，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有稳定汇率的公共效用，但如果美国滥用发钞特权的话，便是公共之恶。

另外，美国是很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但是它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带来很多公共之恶。美国常在各地区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让其中一边或者两边都得依靠它，买它的武器。美国总觉得其他国家都不安全，不希望有任何力量在任何区域替代己身“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是“世界警察”，但对很多国家而言，要请这个保护者代价昂贵，而且政治副作用很大，你抗拒它的无理要求，就可能被列为政权更迭的对象。此外，美国放纵华尔街在全世界发行有毒的金融资产，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作一种进步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去。欧洲就上了它的大当，这当然是公共之恶。欧洲债务危机的起源，就是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被美国华尔街的思路洗脑了一它们大量购置美国机构发行的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性金融资产，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可能一文不值，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这些正是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之恶（而不是公共产品）的一些明显例证。

《华尔街之狼》剧照

另外，并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美国就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只有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内强势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需要的公共产品，它才提供，不符合它们需要的，美国绝对不提供，也不准别人去提供。这是很霸道的。美国的国际角色必然符合国内执政精英所认可的美国利益与世界观。它也仅愿意提供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产品，排斥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可的公共产品。华尔街、军工集团、能源巨头、高科技产业等利益集团在美国执政联盟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美国推行的国际贸易、货币与金融秩序必然符合这些集团的根本利益。在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下，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模式必然以保障跨国企业享有最大行动自由与发挥最大竞争优势为优先考虑，基本上反对任何对跨国企业行为进行节制或监管的全球多边机制。美国主流精英信仰个人主义、利伯维尔场、代议制民主，倡导有限政府，又以文明优越者自居，他们把倡导普世价值、推行民主制度与利伯维尔场也视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来极大的争议。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这个秩序。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

八、中国的关键作用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敦促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完全可以创造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中国不但会提前达成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顺势治理国内空气污染问题、带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术与设备协助开发中国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所以，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中国的沙漠治理成效突出

如图9所示，仅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至少将近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自然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70%以上的份额，美国则不到20%，在18%左右。

到了2016年，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是后来者居上。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124个，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56个。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惊人。

根据AID Date这一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在官方发展融资领域，中国的融资规模从2011年以后就明显超过美国。当然，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欧洲国家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中国提供大量机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来华进行在职进修与技术培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气象、工程、扶贫、能源、城市规划等个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或承接大项目时，不仅大量雇佣当地的职工，也会提供在职培训，甚至将部分骨干成员带到中国来培训，帮这些国家提升人力资源。中国也扮演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未成立之时，中国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融资规模都超过了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的总和。

因此，中国的一个特殊作用就是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面对东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共同体乃至整个非洲，中国已经建立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这些合作平台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合作机制，它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而是花了很大精力与它最紧密的战略伙伴搭建军事联盟，基本上不重视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和全方位互联互通架构。

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努力成为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如何落实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将是一个值得继续追踪的问题，但是其精神、传递的政策信号都具有历史性意义。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努力和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与聚焦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这些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协商方面由两个若干经济大国参与构成的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一个是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砖五国”。现在因为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诚然，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可以想见，今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最近，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这家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咨询顾问集团发布了一份题为《2050全球经济：长程展望》的报告，得到了广泛关注，也被包括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所引用。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这份报告中有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图表（见图10）：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为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报告认为，这些体量比较大的后起之秀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根据购买力等值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基本持平了，当然，在名义GDP上，E7和G7相比可能还有落差。但是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会变成G7的两倍。这个变化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未来二十年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过去的格局会发生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