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你谈到，国家软实力不强，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新型的精英群体。十八大之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为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解决“四风”问题，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加强精英队伍建设。

祝东力：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经常采用的一种自我整治、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方式。中共早期作为一个马列主义革命党，第一，以主义立党；第二，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组织。所谓“主义”就是宗旨和理念，并有一整套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论基础。因此，不但国际共运的创始人马克思是大理论家，而且中共成熟期的领袖如毛泽东，也一定是学问思想在党内无出其右。中共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采用整党整风的方式。一方面，既然是“主义党”，就一定会高度重视人的思想，连带重视有关思想的表达，如文风问题；另一方面，列宁的建党原则又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统一思想和行动。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特殊，所以整风的做法其他政党很难模仿。

今天整顿党的队伍，应该从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经验，比如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整风。延安整风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的最高领导机构很有意思，叫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尽管也有“审干”的内容，延安整风更重视思想和作风的转变，本质上是一场思想学习运动。后来人们的回忆也往往如此。丁盛是“四野”的一名猛将，他的回忆录多次提到延安整风，说毛主席整风如何英明，自己如何受益。有意思的是，他从不说“延安整风”，总是说“延安学习”。

延安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中共很快就迎来抗战胜利，再经过三年内战，就席卷天下。这一点，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看得非常明白。败退台湾后，老蒋接受蒋经国建议，亲自研读延安整风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并翻印有关文件，作为改造国民党的参考学习材料。所以后来台湾有人调侃说，大陆上世纪60年代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

玛雅：这个例子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出超”地位。

祝东力：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开始实施改造运动，其《本党改造纲要》及其他文件大量吸收中共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中共的术语。经过改造，国民党吐故纳新，性质和面貌都发生重大改变，党员人数从400万降至28万，党员构成中青年、工农和知识分子比例大幅增加。国民党原本也是革命党，在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曾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加以改造。国民党两次改造，一次以苏共为师，赢得了北伐胜利；一次以中共为师，为后来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干部和组织的基础。

玛雅：延安整风是整顿“三风”，其中之一是学风。习近平上任后，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语言生动、活泼、平实，比如“鞋子理论”、“扣子理论”，在文风方面带了一个好头。

祝东力：领导人的文风非常重要。我记得多年前《读书》杂志上龚育之写过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

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当时文风问题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那几句名言我们都很熟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当时王明回国，肩负着第三国际的使命。第三国际认为，搞国共合作，那些和南京政府打了十年仗的人很难转过这个弯子来，必须要了解国际局势、有朝气、有新思想的同志回去做指导，指的就是王明。王明回国，对当时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说，当时的文风问题关涉党的领导权问题。毛主席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里也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

延安整风时期，情况同样如此。当时整“三风”，学风指思想，党风指组织，文风指行文讲话。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作毛泽东文体。毛文体应该说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说法，至少三代人：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

玛雅：我最近看到一篇网文，说毛主席写公文“文字兴致勃勃”。相比之下，今天的官方语言被诟病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

祝东力：上世纪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学术垃圾可以不必谈，但一些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往往也都是洋八股习气非常严重。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面一再谈到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写文章的时候，心目中或隐或显总有一个范文，有一个“样板间”。而中国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的，他们有多少人模仿海德格尔说话？有多少人模仿罗兰·巴尔特说话？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

文风与文化自信心密切相关。我们经常看到内地边远省份电视台一些娱乐节目主持人用一种闽南腔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本地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认为只有台湾的娱乐才是正宗的娱乐，才够范儿，而内地的，特别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没有时尚可言；如果用一种带当地口音的语言主持时尚娱乐节目，似乎会非常搞笑。

学术领域也一样，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即欧美的大V们。似乎只要是纯正的汉语表达，就不是学术。作家张承志说过，敢不敢朴素化是一个标准。有些著名学者，如果用大白话把话真说明白了，其实会索然无味，因为没什么真正深刻的思想可言。这就像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和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汉语写作者的文化自信。这是首要的问题。

在文化领域建立符合群众路线的价值观

玛雅：党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就是没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共产党不会说老百姓的话，是因为脱离了人民群众。今天重提群众路线，就是因为曾经忘记了群众路线。

祝东力：你说的没错。过去30多年来，我们在群众路线的问题上经历了比较大的反复。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核之一，应该说，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列宁主义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是建党学说，即特别强调一小批职业革命家的先锋队作用。列宁仿照阿基米德那句名言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毛泽东有所不同，他从早年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就特别重视基层群众的力量，并以“群众”为中心，形成了他的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践以及相应的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重大转折，革命逻辑被现代化逻辑所取代。在群众路线的问题上，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八九十年代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按照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政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就一定是“亲资本”的。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实中的权钱勾结，以及国企改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几千万职工下岗，还有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等等，所以到9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失落。同时期，各种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也随之增多，社会秩序和治理任务发生很大变化，所以1998年中央成立了维稳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成立中央维稳办公室，从省地县到村，设立了各级维稳机构。同以往运动式、间歇式的“严打”不同，维稳实现了日常化、网格化、制度化，这些都是为了应对新的形势。

到新世纪初，胡锦涛那届班子接任，拜谒西柏坡，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说明上面也在反思。十八大以后，新班子重提群众路线，原来的关键词是“人”，现在是“群众”。

玛雅：群众路线的精髓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今天，“群众”的含义不一样了，相应的，群众路线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祝东力：今天，传统群众路线所针对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群众路线，预设了“党-群”、“干-群”这种二分法，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共同体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正在加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关系高度复杂化，社会结构已经完成了转型。所以，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并专门论述了那些所谓“新的社会阶层”。这个“新阶层”，按通行的说法，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既不同于“党”或“干部”，也区别于传统的“群众”，群众在今天主要就是庞大的底层群体。由于这个中产阶层的出现，传统的“党-群”或“干-群”二分法，被三分法所取代。

当今社会，可以区分出权力、资本、劳动三种要素，也是三种价值。价值结构对应于社会结构：可以说，在国家权力的右边，是围绕“资本”而形成的中产；在国家权力的左边，是凭借“劳动”而生存的底层。劳动的一方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地位最低，价值最小。实行群众路线，不是领导干部走走过场，而是要让政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向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层倾斜。

玛雅：群众路线涉及世界观、认识论和工作方法论。你认为，在文化领域回归群众路线，应该落实在什么地方？

祝东力：具体到文化层面，群众路线不是简单的“文化惠民”，比如送戏下乡，免费图书馆，等等，那是枝节。在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举措，是要建立一种符合群众路线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一种“亲劳动”的，而不是“亲资本”的价值观。这就要求在权力、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真正提高劳动的地位，首先是劳动的经济地位，也就是说，要改变分配格局。文化总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政治层面不改变，文化无所反映，就会成为空洞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玛雅：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你认为，在新时期怎样才能坚持文艺的人民性？

祝东力：其实就是要在文艺当中确立一种“亲劳动”的价值观，真正表现劳动者的生活，表现他们的艰辛和高尚。为此，就应当允许表现真实的生活，包括适当揭露一些阴暗面，例如资本和权贵对劳动者的侵害和剥夺，也应当允许反映劳动者的呼声与吼声，显示他们的力量。坚持文艺的人民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例如现在遍地开花的广场舞，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活动，各级政府不应该让其自生自灭，而应该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扶持，为这些普通百姓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

玛雅：谈及这次座谈会，有与会者联想到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你看来，今天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祝东力：联想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很自然的。因为从1942年那次座谈会以后，这种规格、这种形式的文艺座谈会就再也没开过，解放后没有，改革开放后也没有，整整72年。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这两次文艺座谈会对照起来加以理解。

这么多年过去，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淹没在历史中，原因就在于那次座谈会和《讲话》改变了历史，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讲话》前，延安文艺界盛行“大、洋、古”的风尚，例如戏剧艺术上演的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悭吝人》《伪君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等，还有传统戏曲。这些作品脱离抗战实际，脱离延安军民的喜好，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自我循环。还有，《讲话》前，延安文艺除了一部《黄河大合唱》，几乎没有什么传世之作。《讲话》着重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也就是文艺创作的情感立场和方法问题。此后，革命文艺的方向和传播范围发生了质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以《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佳作、杰作、经典之作，形成了革命文艺的一次大繁荣。我们可以称之为“《讲话》后现象”。

这次文艺座谈会也应当作如是观。就是说，应当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的《讲话》为参照，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观察和理解。

玛雅：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他嘱托文艺工作者要脚踩坚实的大地，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当年，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文艺革命化、本土化，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和人才。我们期待，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能够推动新时期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激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者简介：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玛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

（本文部分内容刊载于《决策与信息》2015年1月。作者赐稿观察者网首发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