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当台湾年轻人自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不少大陆人很可能嘲笑为“自不量力”。如果再出现长期教育培养出来的维护“一中原则”、贬斥“中华民国”符号的事件，两岸民意的直接冲突就会爆发。2012年10月的东京影展事件，2013年11月的张悬事件和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都是典型例子。特别是周子瑜事件，由于发生在台湾大选前夜，其媒体传播效应几乎是一场“完美风暴”，足以影响几十万选民翌日的投票选择，并且成为几天后大陆网民“帝吧远征台独Facebook”大规模网络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而现在台湾选民居然选出具有“台独”背景的蔡英文，这件事让大陆很多民众的强国情怀深受抑挫，进而怀疑过去八年来以经济促政治、扩大两岸交流的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质疑经济“让利政策”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姑息养奸”，助长“和平分裂”的态势。“武统论”因而获得了社会基础，酝酿成型。

迄今为止，“武统论”基本上是一种应急式、惩罚性的决战思维，它并不考虑两岸关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基础，也没有全面考虑两岸所处的复杂外部大国关系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武统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威慑和制止各种“显性台独”，但难以对付“隐性台独”问题。

综合各方面信息判断，蔡英文上台后更可能走的是“隐性台独”道路而非“显性台独”。蔡英文当然不是马英九，没有“振兴中华民族”、“中兴中华民国”的信念，但她也不是陈水扁，不敢大搞“法理台独”、“烽火外交”等冲突政策。在陈水扁任内，她当年的政务官生涯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保守派和理智派。

民进党在野时期，她作为党主席试图在强化“台湾主体性”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论述脉络里，寻求与大陆“政经分离”，即只要台湾的经济利益，不谈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愿景，并且以民主决策、自由选择、透明决策、公平分配等诉求挑战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当选后，由于台湾经济动能丧失和公共治理困境的挑战，蔡英文只能选择不挑衅大陆的政策，以便稳定两岸经贸关系，塑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因此至少在最近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治压力、经济交流与社会融合三管齐下的综合应对要比简单化的武统论更能妥善地处理两岸关系。

就两岸因素对蔡英文执政的挑战来说，她在选举期间以“维持（两岸关系）现状”、遵循“现行宪政体制”、承受“两岸交流既有成果”等论述来回应各方对其两岸政策的质疑，对两岸议题采取了淡化的策略。同时，由于大陆的克制，台湾民众也还没有真切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地动山摇”。因此，两岸议题并没有成为此次台湾选战的主轴。

不过，蔡英文当选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论述已不足以应对具体而迫切的两岸事务，蔡本人的“隐性台独”作风，民进党部分精英对“台独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时代力量党和独派社团的激进“台独”言行，势必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引发台湾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紧迫困境。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两岸形势，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蔡英文在选后提出愿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个“既有政治基础”表述涵盖了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遵循“现行宪政体制”、接受过去的两岸交流协商成果以及依据“台湾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等四项内容，显示她开始寻求对大陆有所妥协。不过，目前来看，这样的妥协离大陆的要求还较遥远。因此，两岸关系前景并不明朗，变数很多，蔡英文依旧面临台湾民意逆转之危险。

对于蔡英文来说，需要迎接的是分化社会对民主社会的历史性挑战

余论：分化社会挑战民主社会——从台湾治理到两岸关系

在台北，一位曾任高阶文官、退休后乐当社区义工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会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在北京，一位一辈子从事对台工作的老前辈告诉我，深感三十多年来对台工作最大的困难来自民主化后严重分化的台湾社会，因为大陆的对台政策必须跨海面对多元复杂的台湾民意，政策效果经常吃力不讨好。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三十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不过，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即便按民主化研究的最严格标准，台湾民主也已进入了“巩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这时候，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的供给成为新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分化社会对民主社会的历史性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嫉妒威权领袖的余荫，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虽然还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纵观三十年来对台政策的发展，从《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到国共交流和ECFA，再到两岸各行各业交流合作以及最近推出的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及就业政策，可以看出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分化使得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心逐渐下移，涵盖面逐步扩大，不断克难前行，打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崭新道路。今天，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相信随着中国大陆全面崛起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扩大，台湾将更深入地融进大陆发展、改革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加深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开展政治协商，共同缔造统一的新国家，将是水到渠成之势。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经作者修改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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