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应制定“改革促进法”，允许试错

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我想提几条。

第一条，我们要分权，要把权力分到改革者手里，要大规模分权。

第二条，要节制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少一点，大家要走向法治，反腐败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走向法治。工资水平要走向市场化。

第三条，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我经常去广东，在广东比较一下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大城市。深圳是全国最能创新的城市，和上海比较也好，和北京比较也好，深圳是最强的。这些城市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体制，为什么深圳能创新？就是靠地方政府的创新机制，这非常重要。

另外，企业跟社会的创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跟社会不能创新的话，光有政府创新，也不行。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地方政府跟企业、社会，三者都是互赢的游戏，大家都充满了创新的动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去考察一下深圳的做法。

我最近也在提倡中国能不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或者改革推动法。改革缺乏法律基础，又要负终身责任制，那怎么样呢？使得好多人不敢作为了。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把好多东西分开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制条件，我们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或者推动法，下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这样五个角色合力，能把中国经济从现在的7800美元上升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再经过十来年时间能达到今天台湾、香港的水平。

我相信，邓小平以前说的，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更多详细内容见郑永年新作《中国模式》、《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社）

【互动环节】

您在采访中提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比如，波兰20年改革历程表明，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民主改革的条件吗？

郑永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我讲经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专门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讲一下。

我的书里面强调过，民主是有一定的条件。其实任何社会都可以民主化的，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理性的民主，还是劣质的民主？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光看到了欧美比较好的民主，但是忘掉了拉丁美洲、亚洲好多国家的那些劣质民主，像菲律宾等的民主能怎么样？我一直主张中国改革三步走，先经济改革，接着是社会改革跟制度建设，然后再政治开放。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当然也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投票，这很简单。我一直强调，人均收入一千美金的投票，跟人均收入一万美金的投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均一千美金的投票，可能选票是不值钱，一块肥皂、一盒火柴就打发掉了，一万美金的话，这些方面的腐败就少。

我自己觉得民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先经济改革，然后再社会改革，然后再政治开放呢？就是为了中国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民主、优质的民主，而不是说像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那样比较劣质的民主。

具体说来，东欧的历史其实也是很好的例子。你去看一下东欧民主的文献会发现，东欧刚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但是看现在这几年的文献，现在他们谈论的右派激进主义，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东欧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像匈牙利，中国20世纪80年代要学的榜样，现在民主化以后，右派的专制又开始了。以前我们非常熟悉的科尔奈，他的作品也讲了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反思。

当然像波兰抱怨西方答应得好好的，能给他们提供很大的经济援助发展，但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还是把地缘政治看得远远比民主重要。所以民主要发展得好，还是要依靠内部的动力，如果要依靠一个外在的动力来推动民主，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二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西德，这两个民主比较成功之外，还真的找不到能用外力来推动民主比较成功的例子。到最终他不会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怎么发展，而关注他自己的地缘政治，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您刚刚提到我们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一种依靠投资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超越就是要在投资增长边际效用下降后找到新的增长方式，您觉得是这样吗？

郑永年：我们现在说投资、消费、外贸，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但是现在消费重要起来了，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投资还是非常重要，只是说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中国投资领先于消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就没有消费，先投资、后消费这是正确的。当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中国现在的程度，就要注重消费。因为投资过度了，产能过剩了，也会影响消费的问题。外贸也是一种消费，外贸只是说你生产的东西、投资的东西让外国人消费，不是本国人消费。现在外贸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是转向内需。中国投资还是很需要，但要看什么样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很大规模了，已经差不多了，大家不要再往这方面想。技术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

社会性投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投资这个概念，西方是有的。什么叫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就是对社会政策的投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社会投资。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决策界的很多人，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消费，这不是消费。我们现在说消费，消费就要有中产阶级，在西方，消费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中国为什么消费增加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呢？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我们现在的居民，大部分的钱都要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花在住房上，都是房奴、孩奴。

我们也缺少充分的医疗保障，一家人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一是做不大，二是没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社会投资不够。

下一波投资是什么？我们老龄化现在非常快，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我们不多造一点养老院、医院呢？我们现在改变二胎政策了，为什么不多造一点幼儿园、医院呢？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也会大量消耗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产能过剩就讲“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是当下很需要的。

如果我们把很多产能用于社会投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下一阶段，中国不仅要搞社会建设，还要把很多社会投资做起来，这些社会投资就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继续解放决策者的思想，我们基本上现在把社会政策简单地看成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我觉得社会投资不是福利社会，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福利社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西方福利国家那一步，投资是必须的，没有社会投资，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

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专著，在您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您还写了一本书《未来三十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现在是有两个一百年。其中一个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我是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阶段。毛泽东的30年，主要是把我们国家整合起来，当然也不是完全整合，台湾还没有“解放”，但基本上是把国家整合起来了。第二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35年。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4年。所以我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35年，第一个30年主要是国家统一，第二个35年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成就很大，以前那么穷的国家，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80年代初人均300美金到现在7800美金。第三个阶段，是今后的30多年，就是要搞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尤其是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这是我在《中国模式》这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我有个观点，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