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是否遇到过电视台歪曲我的话，或断章取义，我当然遇到过。他们大概有三种做法：

一是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你进行轰炸式围剿，让你在回答中不知不觉就跟着他们的调子走，最终使你的正常回复变成似乎你赞同他们的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强调中国是“一党专制”，所以任何执政行为都是为一党利益，所以是反人民、反民主的。

有一次我应邀在电视节目上与法国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罗贝尔·于和绿党总统候选人诺埃尔·马梅尔（Noèl Mamère）一起辩论。主持人问马梅尔，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三峡大坝”，马梅尔说中国的三峡大坝是反自然的，因而是反人类的，是错误的。我问，你多年来没有去过中国，从来没有现场考察过三峡大坝，你的断言是否太主观了？马梅尔勃然大怒，立即就说，中共是专制独裁的党，怎么会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主持人是著名记者克莉斯蒂娜·奥克莱娜（Christine Ockrent），她立即接过话头说，马梅尔无法去中国是因为中国不给他签证，但这不影响他对三峡大坝做出评判。她接着说，我相信我们的中国记者朋友也会同意，中国是“一党独裁”这一事实的……这就是典型的把话题转到批判中国、并且歪曲我的话的原意一个例子[1]。

二是只让你回答“是”或“否”，不让你进行必要的解释，进而扭曲你的话意。我曾经有一次被问：西藏是一个与中国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国家”，是吗？你就用“是”还是“否”来回答。我是无法回答的。回答“是”，那就是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回答“否”，那就是否认西藏文化特殊性，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我当时的回答是：“是”或“否”一个字无法回答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对方一看我不入圈套，便立即转移话题，问其他人去了。

三是最典型的做法，当然就是打断我的话，不让我说下去。有一次我在谈到中国正面的话题时，主持人又打断了我的话。这时，我将一句事先我就已经想好的话抛了出来。我说：你们请我来，不是请一位被告来听取他的审判书的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应该让我把话说完。这句话对电视观众的冲击非常之大，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事后他们纷纷在电视台留言，大多都是指责电视台请我来又不让我说话的。结果该电视台在刚刚邀请我仅十来天就又邀请我一次，我问为什么，他们坦承，让“被告说话呀”，否则他们压力太大……

不过，电视节目的主导权还是在电视台手里，在主持人手里，这是没有疑问的。只是，我们能够打出一些擦边球、旋转球，让观众在意外中接收到一些他们不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这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

总之，与西方媒体记者进行辩论，不是一种正常的辩论，而是一种特殊的辩论。我不是让你去做诡辩，但你一定要懂得诡辩的道理，要懂得真理并非简单的阐述就可以让人明白的。你一定要学会真正意义上的“说话”，才能去参加辩论。

观察者网：受媒体和政客的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刻板和负面。您在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发展、中国现状，澄清西方对中国的一些谣言、抹黑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若麟：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如何打掉他们头脑中对中国固有的、错误的、“政治正确”但却不符合事实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往往是西方媒体、汉学家和一些反对自己国家的中国人灌输给他们的。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每个西方人都有机会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这个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媒体、书籍和电影等媒介；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和流亡海外的某些华人的声音。由于这些媒介在谈及中国时几乎都离不开“一党专制、非选举体制、新闻不自由、没有三权分立……”等等，这些观念也就成为与中国形影不离的“政治正确”的固有观念。这些观念往往对中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倾向，因为其出发点往往都是西方的理念，而西方的理念中很多东西是与东方不同的。

所以，有意识地在辩论中尽可能有针对性地用话语来消除西方民众头脑中有关中国的固有的、错误的、“政治正确”但却不符合事实的观念，是我们在辩论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有效技巧。这也是我的经验之谈。

观察者网：但也要承认，西方学界和媒体的解释能力很强，我们现在使用的对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理论解释，几乎都出自西方学者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突破西方的话语权似乎很难。现在基本是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这样至少对方听得懂。一种认为应该另起炉灶用中国思维提出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没有必要迎合西方。您对此怎么看？

郑若麟：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思考已经开始走向深层次，这是好事。事实上，西方的话语体系确实非常强大，而且已经形成一整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我们要另起炉灶、另创一套话语体系来谈论中国确实很困难。

比如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三权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而从东方的话语体系看，真正的三权分立在于“资本、政权与媒体”；也正是由于对资本和媒体这两大权力维护的实质上是资本的利益，且进而为资本的利益而主导政权的产生、限制政权的权力，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资本的绝对垄断性质、且绝对维护资本本身利益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限制媒体和资本权力的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如何使得政权本身不产生权力过度膨胀，特别是如何通过对自身组织的监督，以限制其滥用权力、导致腐败，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体制；但从本质上而言，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有可能将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减贫、脱贫，使国家最大部分的民众都改善生活。这种话语体系在西方完全不存在，你与他去谈论这些内容，他们也完全不能够理解。怎么办？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非常深入地去研究它。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捷径可循：那就是邀请客观、中立的外国观察家们来中国，请他们来说出中国的真相。最近国内都在报道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所撰写的《新疆维吾尔谎言的终结》一书，这本书现在在法国正产生重要影响，对西方媒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了解西方话语体系的人，用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同时西方读者又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可惜的是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英语等其他语言在其他国家出版。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用最短的速度，将维瓦斯的这本书翻译成英、西、德、日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出版；而且我们给维瓦斯最高的非虚构类书籍的奖，使他的书和观点能够影响最多的世界读者。我实在是不懂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当然，最终我们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整套体系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实际上就在做这样的事。我参与主持的福建省电视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也是在利用中国思维提出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我相信，再有三、五年，中国与西方的理论便会出现真正的对峙，届时我们就便可以看出，谁的理论更能够吸引世界舆论。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的外交风格现在变化很大，更多了主动出击。这种风格的转变对于中国媒体人、学者在和西方交流辩论时，有什么利弊影响？从您的角度看，外交人员、学者和媒体，三者该如何打好组合拳，讲好中国故事？

郑若麟：从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国媒体人、学者中有很多都憋了一股气，想与西方舆论较量一番。因为我们相信真相、真理是在我们一边。中国外交过去一直是以韬光养晦为主，基本上是“骂不还口”。但我们今天都看到了，舆论战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是真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真理”了！我们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打，而且必须要打赢这场舆论战。

我在法国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法国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总体上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基本上是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有人说，西方新闻不就是以负面新闻为主吗？不是的。我做过统计，对法国的新闻，法国媒体还是基本正面为主。有的国家，比如英国王室，基本上找不到负面报道的例子。对有的人物，如奥巴马、达赖，也同样。为什么？这就要问那个隐身幕后的世界统治集团了。长年累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久而久之，中国在西方民众的头脑里就被洗成负面形象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迎接这场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