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之争

在对基本法起源的理解上，香港部分人士和内地人士不同。

香港部分法学界人士提出了“国际条约起源说”，认为：《中英联合声明》仍应当是治港的基础，基本法的法理起源在于《中英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国际条约。所以当他们反对政改23条立法的时候，会跑到英国去，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在我们内地的现实主义者看来，英国已经是没落的帝国，从实力上来讲，没法干预我们的内政。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比较有法治精神嘛，还是找到了一个法理基础。

内地学界则认为《声明》保证的只是中英移交香港过程中的事宜。香港完成回归后，治港理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

对“一中”的抵触，还延烧到了这次的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之一的叶刘淑仪，因为在担任保安局长期间，积极推动23条立法，被视作“亲中”，被许多香港人写上了黑名单，成为唯一没有过提名门槛的候选人。大家常看香港电影，知道电影中的保安局和香港警察很厉害。实际上香港警察执法一向以温和文明著称。

一边是对“一中”的确认受阻，另一边，七警察被判实刑的案件中，体现了“两制”的根深蒂固。

占中期间，七名警察因为看到示威者向同僚泼洒尿液而将其带入角落殴打。殴打现场的证据都来自于《苹果日报》记者拍的照片——大家都知道“香港记者跑得快”。警察受罚无可厚非，因为法律规定，当嫌疑人被制服之后，警察就不能再使用暴力。但较之梁游轻判，乃至占中人士全身而退，不由不让人质疑香港法治界的公正。

这事件中争议点不少：比如警察使用武力的条件及限度、香港民意因素（也有香港人示威抗议对警察的判刑，认为过重，打击香港警察的积极性）、香港公共秩序暴力化的趋势。而内地的争议点，聚焦在了这次负责审判的外籍法官上。

本次焦点法官：Judge Dufton（杜大卫）

从内地的视角来看，在中国领土上居然还有洋大人能发号施令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爱国主义比较高涨的人群，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但在香港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

看看这张香港终审法庭的法官名单：

半数以上是外国人名。这就要说到香港的法制传统了。

香港法律传统：普通法世界的一员

熟悉香港律政剧的同学可能很熟悉“公平公正、无惧无私”这个表述。“一个独立并能维护法治、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司法机构，是我们社会的基石。司法机构必须独立，且其独立性必须是有目共睹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在审理案件解决市民相互之间和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时，必须本着公平公正、无惧无私的态度行事”。这是香港《法官行为指引》的开场白。

不偏不倚（impartiality）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任何人都不能在涉及自身的案件中充当法官”（nemo iudex in causa sua）和“兼听两造之言”（audi alteram partem）这两项在普通法地区被称为“自然正义”（natural justcie）的原则，都是为了保障决策过程的无偏私以及当事人表达己方意见的权利。但每一个人、包括法官都是嵌入在具体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判断不可能不受亲疏远近、爱恨情仇等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基督教传统中认为上帝的“末日审判”才是最公正的裁判，而中国民间宗教中认为阴曹地府中有“判官”公正地裁断是非善恶，抛开具体的教义不说，这些意象都表明，只有与凡人不沾亲带故，拉开很大的距离，才可能实现裁断的公正性。

在香港，法官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种疏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任何人有意设计的结果，甚至一开始并不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初，殖民者藐视当地居民，不仅制定了许多歧视性的法律，而且在物理空间上将欧洲人和华人区隔开来，比如制定了《欧洲人居住区保护法》和《山顶保护法》等等。直到二战爆发之时，住到山顶的唯一华人家庭是何东爵士家，但他只能算半个华人，因为其父是荷兰籍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