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外交上，阮富仲继续坚持广交友，少数敌，一切服务于越南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政策；继续奉行在各个大国间维持平衡，特别是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维持平衡的外交战略，使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均达到了自1945年独立以来的最佳状态。

在其第2任期时，阮富仲强调越南的外交要发扬越南民族竹子一样的品格和民族精神，要坚持刚柔并济，灵活坚韧的竹子精神，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他特别强调指出：竹子即使被弯折180度，当外部压力消失的时候，它仍然会挺拔如初。他借此强调越南从来不会轻易放弃本国的目标追求，在某些时候，越南在外交上可能会暂时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从来不会放弃长远的目标追求。

在这种竹子精神的指导下，阮富仲一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他强调越南当前面临着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越南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利用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他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和平发展环境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强调要在维护国家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主权。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越南在其执政期间继续巩固与深化了与俄罗斯和印度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越美关系和越日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其执政期间，中越两国得以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就共同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了共识，使得中越关系成为越南与各个大国关系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第三，在制度建设上，阮富仲继续坚持了农德孟时期的革新政策，他在农德孟时期强化的“四驾马车”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四驾马车”+1或者又称为“五核心”的制度，同时又在农德孟推出的国会差额普选、国会自荐候选人制度和国会质询制度以外进一步扩大了国会差额的比例，推出了国会信任投票制度，推动着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越南最高层的权力架构，在越南南北统一后，虽然也是由党的总书记、国家元首、政府和国会组成，但一直到革新开放初期，国会领导人的地位与另外三位领导人的分量并不相同，直到农德孟担任国会主席后，四个机构的领导人才实现了全部由越共政治局常委担任（越共政治局常委已于十大后取消，现在只有政治局委员），在农德孟执政以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权力架构才逐渐被外界所熟知。

越共十一大后，阮富仲出任总书记，其最高权力核心除了以往被称为“四驾马车”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人外，还增加了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从而使得“四驾马车”体制发展为“四驾马车+1”或称“五核心”机制。在上述五人当中，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地位虽然尚不及“四驾马车”，但其在越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日益增加。

从阮富仲首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先后担任越共中央书记常务书记一职的人包括丁世兄、陈国旺、武文赏、张氏梅和梁强。其中丁世兄、陈国旺和武文赏一度都是呼声很高的总书记接班候选人。虽然3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最终都没有成为总书记的最终人选，但中央处常务书记在越南最高权力架构的地位却日益提升。

阮富仲的另一项创举，是改革了越南国会监督制度，在国会质询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信任投票制度，即用投信任票的方式来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国会主席、副主席、政府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在内的要的官员进行评价。信任投票在国会质询之后进行，每年进行一次，国会代表的投票分高信任、信任、低信任三种，如果低信任票超过50%，相关官员将被视为得不到国会代表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提前辞职，不必等到任期期满。

到目前为止，虽然尚没有主要官员被国会代表通过投票方式结束任期，但在事实上已经有包括范平明、阮春福、武德儋、武文赏和王廷惠等主要领导人通过主动辞职方式引咎辞职。该制度实际上对在职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于改善吏治，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坚决持续反腐。

在革新开放最初的10年里，由于缺少经验，并且受到苏东剧变的影响，越南在90年代政治经济危机接踵发生，通货膨胀率连续数年一直持续在1000%以上，越南盾就是这种情形急剧贬值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混乱和腐败也达到了极为严重地步，以至不少越南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保卫社会主义的10年”。直到农德孟执政后，经过一系列制度革新和反腐并举的措施才重新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善了越共在人民心中形象。

阮富仲执政后，在农德孟反腐基础上继续推行持续不断的反腐措施，特别是在其第二任期以来，阮富仲发起了“熔炉运动”，提出反腐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阮富仲的反腐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反腐的常态化和持续化，反腐不是一阵风吹过，而是持续不断的常态化举措，为此不仅在党内设立反腐机构，而且还在公安部内设立了反腐调查局（C03）。

其二反腐和防变相结合，阮富仲的“熔炉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反腐，而是将反腐和防范“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党的前途和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待腐败问题。

其三是阮富仲反腐以“温和反腐”著称，反腐从覆盖面上来说力图做到最大化，不留死角；但从处罚力度来说则显得较为温和，根据腐败程度的不同，给予纪律处分（包括谴责、警告、免去党内职务和开除党籍）、引咎辞职或开除公职、付诸司法等各种措施。

在其十余年的持续反腐过程中，虽然有位数不少官员因为腐败获刑锒铛入狱，但总体而言，获得刑事处分官员数量在总体比例上而言并不算多，而且获刑的官员刑期大多不会太长，且级别一般都在省部级以下。

例如，最近十年来，在政治局委员层级，只有前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获刑，前胡志明市委书记黎青海被免职，其他政治局委员级别官员稍微严重点基本都是引咎辞职，而轻微一点基本都是给予批评或谴责。这些人尽管引咎辞职或受到批评处分，但依旧被视为党内同志，享有前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前者如范平明、阮春福、武文赏和王廷惠等人，后者如前政治局委员黄忠海、阮文平等人。

与政治局委员级别相比，省部级及其以下官员因腐败获刑的官员数量明显增多，例如前越南油气公司总裁阮春成、前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前科技部部长张明俊、前卫生部部长阮青龙和前科技部部长、前河内市委书记朱玉英。这些人尽管获刑，但基本都是有期徒刑。

这种做法看上去对腐败者较为宽松，但避免了因刑罚过重造成的腐败者殊死对抗，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反腐的阻力，长远来看有利于减轻和解决腐败问题。

7月26日，河内，越南民众站在灵车车队途经道路旁手持阮富仲的照片为他送行。越通社

最后，文化和理论等方面的贡献。

阮富仲从《共产主义》杂志起步，长期耕耘于越共宣教系统，是越南党内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早在其在担任越共总书记之前，在其任职国会主席时，就已有相当多的理论论述。而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杂志和宣教系统工作期间，他更是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越共的党建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的理论成果，除了国内所熟知的《发展和建构具有浓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竹子外交》外，阮富仲还大量关于党建、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论述，例如《坚决、坚持推进反腐败反消极斗争，为建设日益廉洁和强大的我党和国家做出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越南民族特色具有吸引力的越南先进民族文化》、《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阮富仲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民族团结。

早在其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初，他就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建设，2012年，在越共十一大之后不久，越南提出要建设具有浓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越南式社会主义，标志越南在经历了10多年快速经济发展之后民族自信心极大增强，这也是与阮富仲重视文化和理论建设分不开的。

另外，阮富仲还一直非常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越南，在打击极少数对越南进行颠覆渗透的死硬反共反越原南越流亡分子的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与南越政权流亡人士和解问题，以便集合一切力量建设和发展越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