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连续还是断裂？

1823年12月2日，在欧洲的神圣同盟蠢蠢欲动，试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际，美国的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在1796告别演说中提出“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美国“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 等对外国政府（特别是欧洲政府）充满疑惧的主张。托马斯·杰斐逊主张划分两个半球，使美国与美洲远离腐败与专制的老欧洲。 门罗总统继承了两位建国者对老欧洲的疑惧，但同时也在西半球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务。

门罗为美国19世纪的国际战略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所谓“门罗主义” ，在19世纪被不断重新解释，从一个保护本国乃至本区域免受外部干涉的原则，逐渐演变成一个积极谋求区域霸权的原则。但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欧洲事务的警惕和疑惧可谓一以贯之，他们眼中的世界并不是普遍同质的，而是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空间，适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我们不应该将1823年的门罗讲话理解为对欧洲列强的“战略恐吓”，因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干涉；门罗主义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响应海上霸权英国引入新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以拉拢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美国对门罗主义的使用，侧重于为其向北美大陆西部扩张的事业保驾护航。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名义，宣布“本大陆的人民单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部分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建议要和我们的联邦合并时，这将是由他们和我们来决定而毋庸任何外国插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同意欧洲列强因为这种合并会破坏他们也许想在本大陆维持的‘势力均衡’而进行干涉以阻挠这种合并”。  这一解释的现实政策意涵是阻止欧洲列强干预美国攫取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通过持续不断的“西进运动”，美国积累了更大的实力，其门罗主义的侧重点，也从自我保护逐渐过渡到弱化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影响力。1850年，英美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美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弱化了英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1866年，美国迫使法国干涉军退出墨西哥。

内战之后，美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工业与军事实力更是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与运用，也日益朝着建构区域霸权的方向迈进。1895年，美国介入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直接宣称：“如今，美国实际上己经统治着这块大陆，他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 奥尔尼要求将边界纠纷提交仲裁，英国一开始表示拒绝，但最终因为英德两国在南非冲突的掣肘，作出了妥协。美国由此成为西半球的主导国家。

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美国不仅控制了波多黎各、古巴，巩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对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权。在此背景下，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将门罗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

“罗斯福推论”的内核是19世纪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认为在文明等级秩序中处于高端的美国，有必要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美洲国家进行指导，以防止他们由于文明程度不足而受到欧洲列强的干预。在这一推论之下，在其他美洲国家未受到欧洲列强干预之时，美国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干预，这就将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门罗主义原则发展为一个真正积极主动的区域霸权原则。

美国建构与行使区域霸权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推进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建设。1890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努力下，首届泛美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在华盛顿举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8国参与。其第二、第三与第四届分别于1901年、1906年与1910年在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首届泛美会议试图在美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仲裁机制，以解决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争端或争议。而仲裁是美国长期偏好的一种解决纠纷机制，从179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以来，英美两国多次通过仲裁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在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上，美国也大力倡导以仲裁解决国际争端。

1890年的首届泛美会议还讨论了阿根廷和巴西关于宣布征服行为违反美洲公法的提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将强制仲裁与禁止征服结合起来的方案，规定在仲裁条约持续期间，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的情况下作出的强制领土割让为无效，相关割让行为应当提交仲裁；任何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之下放弃仲裁的权利，皆为无效。

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条约，但可以集中体现美国主导美洲的基本思路：由于与其他美洲国家实力的悬殊，美国有可能通过仲裁机制，来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根本无需诉诸欧洲列强所习惯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原则。在随后的几届泛美会议上，仲裁机制的建设仍然保持为核心议题。首届泛美会议还促成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The Commercial Bureau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的建立。商务局优先推进美洲地区的商业与贸易合作。

对于拥有强大工业的美国来说，本地区的贸易自由，有利于其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建立起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进而巩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霸权。

20世纪初的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而且已经有实力进行全球扩张。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即打破美国一贯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在法德两国的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中充当调解人。只是西奥多·罗斯福并未提出一整套哲学，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系统论证。老罗斯福介入欧洲事务也是单方面的与高度选择性的，并不试图为美国招来某种稳定的介入欧洲事务的义务。而威尔逊在承担国际义务这一方面，走得要比老罗斯福远得多。

在1912年威尔逊上台之初，其政策重心仍然是在内政。一战爆发之后，美国保持中立，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大发其财。但随着一战局势的发展，威尔逊意识到，美国在不改变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呼吁欧洲各国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进而以国际联盟为依托，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这可以为美国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利益。但这必然意味着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因而，威尔逊需要对华盛顿与门罗总统奠定的“祖宗成法”作出重新解释和回应。威尔逊在1916年10月5日在奥马哈（Omaha）发表的一个演说中重新解释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你们知道，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伟大的华盛顿的建议，他建议我们要避免卷入外交事务。依据这个建议，我理解他指的是要避免卷入其他国家充满野心和民族主义的目标。”  这就对华盛顿的意图进行了限缩解释，使得美国可以卷入欧洲国家那些并不涉及“野心与民族主义”的事务。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讲，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

在这里，威尔逊实际上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民族自己决定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他稍后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的雏形。但这种解释与“罗斯福推论”之间实际上存在张力。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义，论证美国应当对美洲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对于美洲国家自己选择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然构成限制。而威尔逊在自己总统任内也发动了对墨西哥、海地与圣多明各的军事干预。对于深入了解门罗主义实践的人来说，威尔逊的解释几乎就是“硬拗”，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美国在美洲的所作所为，威尔逊的解释仍然能吸引大量听众。

威尔逊在这一演讲中同时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国际合作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后来的集体安全机制的雏形，但威尔逊强调，它基于自愿，不是一种义务性联盟，这一强调也打着19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深刻烙印——慎于在美洲之外承担国际义务。威尔逊设想的理想状态是，美国基于自己的善意领导一个世界，却无需对这个世界负刚性的义务；它在世界之中，却又仿佛在世界之外。

1917年4月，美国打破中立，对德奥宣战。威尔逊宣布美国是“为民主而战”，同时坚持了“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口号。然而1917年11月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宣布俄国退出一战，颁布《和平法令》，公布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之前俄国签署的各项秘密外交文件。为了防止欧洲各国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威尔逊被迫将自己的外交主张具体化。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签订贸易平等条约、减少军备、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等。  在此，威尔逊在1917年倡导的门罗主义普遍化，进一步发展为“民族自决”的主张。对于“民族自决”的适用范围，十四点原则的表述实际上是有限定的。然而，在随后威尔逊政府利用新设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展开的全球宣传之中 ，“民族自决”的地位不断抬高，越来越被普遍化，以至于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引发了极高的期待。而当威尔逊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声誉也就跌落尘埃。

综上所述，在1823年发表门罗主义咨文时，门罗总统保持了华盛顿总统对于欧洲事务的疑惧，其积极主动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义发声，实际用意仍在于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环境。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门罗主义的侧重点也从排斥欧洲列强对美国与美洲事务的干涉，转向以排斥外来干涉的名义来主导美洲事务，乃至成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威尔逊提出的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美国方案”，其基础正是美国在西半球多年的经营经验。同时，威尔逊重新解释了华盛顿告别演讲和门罗主义，论证自己的创新并不违反“祖宗成法”，国际联盟方案不过是门罗主义精神适用地域范围的扩大。然而，威尔逊提出的“美国方案”，确实弱化了门罗主义对于两个半球的空间划分，美国现在要直接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并承担前所未有的国际责任。而这就使得美国国内外许多人怀疑，威尔逊总统的步子迈得过大，已经背离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