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进改革，维新派试图集权于皇帝，这就需要消除太后这个障碍。维新派认为太后背后是俄国人，于是试图建立中、美、英、日四国之间的联盟，引进外力来制约太后，包括向光绪进言延请伊藤博文来做维新改革的顾问。康有为甚至提出了“围园杀后”的主张，试图用最快的方法，斩草除根。戊戌变法的核心斗争，实际上是围绕着皇权的统一性而展开的。但这在土耳其不是大的问题。早在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在位）就已经剿灭了此前动辄废立君主的苏丹亲兵（Janissary），建立完全听命于苏丹的新军队。土耳其有能够说了算的君主，改革尚且如此艰难，这可以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即便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主张获得成功，维新改革就能够如愿达到其目的吗？

五、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政府改革的方向与土耳其的“坦志麦特”基本相似，那就是汲取欧洲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打造现代化的财政-军事动员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行政、法律与教育体系，而对政治参与渠道的有限开放，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然而土耳其数十年改革催生了新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推进立宪，并最终在1876-1877年短暂实现愿望；戊戌变法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尽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了立宪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时段拉长到20世纪初，把清末新政时期包括进来，就可以对两国的立宪展开比较。土耳其和中国的立宪派在对于立宪的认识上，都受到欧洲的“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civilization）话语的极大影响。1876年12月23日，土耳其颁布宪法。同日，英、法、德、俄、奥匈、意等欧洲列强与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外交会议，列强要求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作出让步。

然而，奥斯曼政府代表用刚刚颁布的宪法来对抗列强的要求，他们的观点大概是这样的：立宪是你们所说的文明的象征，现在我们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制定了宪法，那么你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文明进步成果，支持我们遵守自己的宪法吧？考虑到沙皇俄国当时还没有成文宪法，土耳其代表在面对俄国的时候，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优越感。[15]为了让欧洲列强看到土耳其的立宪成果，土耳其政府甚至给予帝国的欧洲行省的基督徒臣民以更多的代表权。[16]然而，不管土耳其宪法规定了什么内容，地缘政治的现实，却不可能得到改变。1877年初，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拒绝了列强的提议，俄国很快出兵讨伐土耳其，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其他欧洲列强先是旁观土耳其被俄军狂虐，后来再出手调停，土耳其付出了进一步丧失大片欧洲领土的惨痛代价。

托普卡帕宫

而清末推动立宪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宣传日俄战争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从而证明立宪可以强国。[17]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向清廷上奏，称立宪是大清跻身于“文明国家”的不二法门。[18]而康有为在《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也呈现出了对于立宪极大的热情，仿佛只要宪法一定，国会一开，国家就能走上繁荣富强的轨道。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以宪法为论据劝说列强所遭遇到的失败，实际上可以对这些想象构成有力的冲击。欧洲列强“文明的标准”话语固然将立宪作为“文明”的标志之一，然而何谓“文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关键是列强始终掌握对这套话语的解释权，服务于它们自身的利益主张。[19]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威望最重要的基础，仍然是打赢战争的能力。以为立宪就能让列强放弃自己的许多地缘政治利益，这是盲信列强的“文明”话语、未能把握国际秩序真正的游戏规则的表现。

六、土耳其比中国更早、更深地暴露了非西方的多民族帝国近代转型的艰难。清朝皇权被分割，以及到了临近灭亡才仓促立宪，让人遐想：如果中国有统一的皇权领导并且更早立宪，是否中国不需要经历更多折腾，就能走向繁荣富强？但土耳其的经验表明，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还是从1878年1月土耳其议会的解散说起。从1877年开始，土耳其议会与第十次俄土战争几乎是同时进行，然而随着战争不断失利，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发现，议会讨论的重心已经从立法转向了关注战争，一些亚美尼亚和希腊议员试图鼓动他们的同胞拒绝为奥斯曼军队服役，同时，一些自由派与非穆斯林议员主张对一些部长和宫廷大臣发动不信任案；1878年1月13日，苏丹召开贵族院，咨询是否可以邀请英国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以捍卫伊斯坦布尔，多数议员表示赞同，但有议员指责苏丹本该早与贵族院商量，现在提出该议题，目的在于让议员们背锅，这不是贵族院能够接受的。次日，苏丹即宣布解散议会。[20]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对于土耳其的这一经历并无任何描述，也许康一直不清楚土耳其议会在战争关头所起到的作用。

土耳其的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长期以来，非穆斯林缴纳比穆斯林更重的赋税，但可以免于服兵役（当然，巴尔干半岛的非穆斯林一度承担“血贡”义务，但这一制度到17世纪中叶已逐步废止）；同时，非穆斯林根据宗教信仰，组织成不同的自治单位米勒特（Millet）。而“坦志麦特”改革者的目的是打造某种平等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政治身份，首先在军事-财政义务上促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平等。然而“人人平等”的主张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不少穆斯林认为政府提高非穆斯林地位，有违伊斯兰教法；非穆斯林虽然税负减轻，但现在要承担军役，许多人宁可回到从前。至于米勒特，在“坦志麦特”时期更是进一步政治化。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信奉格里高利教派的亚美尼亚人中出现要求分建天主教与新教米勒特的呼声，而奥斯曼政府对此予以许可，这就像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按闹分配”，给其他族群树立了将族群和宗教差异政治化的榜样。奥斯曼政府试图将自身与米勒特之间的关系法律化，在全国立宪之前，就鼓励各米勒特制定自己的章程（宪法），而这恰恰为各族群的民族主义动员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些米勒特还经常邀请外国势力为自己助威，以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也引起了穆斯林群体的很大反感，使得民族关系变得更为紧张。[21]

立宪与开国会是否能够很容易地解决国内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呢？康有为并不是通过对土耳其的观察，才意识到族群与宗教的高度异质性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引发他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的，是奥匈帝国。奥地利议会中政党林立，但许多政党代表的是地方民族势力。而这就使得奥地利议会虽有政治参与，但缺乏国家整体利益的概念，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22]如果一定要开国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康有为主张从政党建设入手，造就一个跨族群与宗教的大党，避免中国重蹈奥匈帝国的覆辙。

伊斯坦布尔街景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清政府在新政时期致力于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统治，但实际上根本还没有触及边疆少数民族在未来的议会中的代表问题，就在内地翻了船——清政府在1909年召开各省咨议局，在科举废除之后，大批丧失晋身之途的士绅将地方咨议局作为自己的活动平台，从而使得咨议局成为地方主义的堡垒。在1911年，四川士绅正是以咨议局为平台，组织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连清廷高级官员端方都在这场运动中被杀死。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在诸多省份，宣布“独立”的主导力量实际上是原来的立宪派，而非革命派——是立宪派地方精英撤回了对清廷的效忠，附和革命，才带来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而在1911-1912年，边疆也集中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国家的统一性受到严峻考验。正如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后认识到的那样，立宪，完全有可能成为通向革命的桥梁。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在第十次俄土战争期间目睹议会的表现，从而下决心解散议会，此后不再召集。改革的决策中心，也从“高门”转到了皇宫。国家行政的掣肘力量仿佛减少了，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集团，也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发声的制度性平台。于是不满就不断增长，直到1908年爆发兵变，土耳其重新制宪，召开议会。土耳其的这段经历，也是清朝中国所没有的。它更能说明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困境——在短时间内全面改革，往往需要集中权力；然而改革本身所催生的新社会集团，又会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而一旦开放政治参与的渠道，那么新旧势力都会利用这种渠道来发声和进行政治动员，未必能够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而宗教与民族冲突尤其难于掌控。

讽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刽子手的漫画

这实际上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在那本书里，亨廷顿指出，列宁发明的先锋政党组织形式，同时回应了政治组织与政治动员的需要，为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秩序重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案。[23]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能够吸纳个人，但很难容纳整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比如说，像孙中山所代表的华侨群体，就很难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获得代表，难免产生疏离之心；西式的议会擅长于吸纳社会集团的代表，但不同利益如何协调和整合，还需要更多基础制度的建设，否则就难以疏导和控制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竞争。列宁主义政党及其群众组织、统战组织，有可能将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寻求建立的现代军事-财政动员机器，在20世纪中国，是在新式政党的手中才得以完成——通过土地革命，共产党得以深入基层，直接汲取资源来支持战争、工业化与各项公共事业，而抗美援朝向全世界验证了这架军事-财政动员机器的有效性。 同时，在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这一政治体系能够不断将新出现的社会力量纳入既有的政治参与轨道之中，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中非常少见的政治稳定。要解释中国近70年来何以能够在种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体系，无疑是不必可少的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