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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从秋菊到WTO,中国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关键字: 秋菊打官司wto法理事理四、 “入世”之后的秋菊?
而在这个故事中,秋菊有可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秋菊属于乡土中国,但那是一个经过革命与改革塑造的乡土中国。她作为一个普通村妇,敢跟村长叫板,可见这是一个近代社会革命塑造的农村妇女。秋菊家种辣椒,而且有足够的劳动力收辣椒,运到集市上去卖,获得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
秋菊的男人之所以一开始会言语冲撞村长,跟他建立在自家经济实力基础上的信心有很大关系。而在冲突发生之后,秋菊不断上访的盘缠,也来自于她家农副产品所奠定的经济基础。秋菊,已经是一个进入区域商品经济市场的妇女。只是,这个阶段的乡土中国,经济尚未从社会中“脱嵌”(卡尔·波兰尼语)出来,儒家的礼俗和社会主义的伦理的某种混合,深刻影响着村庄成员的行为。
《秋菊打官司》海报
在加入WTO之后,我们将看到成百上千万的“秋菊”,离开她们的村庄,在遥远的沿海城市成为不断扩展的中国制造业的新工人。她们寄钱回家,老人们则在家乡抚育她们的孩子。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她们中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扎根,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打工的经济也将深刻改造村庄内部的关系,在城市的经历让“秋菊”们学会给自己的劳动定价。
“礼物经济”将在许多方面让位于“商品经济”,原来的常有的免费的相互帮忙,现在也要算钱了。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经济逐渐从社会中“脱嵌”,适合陌生人社会的法律在村庄里具有了更大的适用性。“秋菊”们原来生活的礼俗社会,也许就这样逐渐瓦解了。在新的“市场社会”里,“秋菊”们可能也不再要求当年的镶嵌在礼俗社会中的“说法”。
但悖谬的是,当市场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秋菊”们的传统生活世界走向碎片化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却对“秋菊”们当年要的“说法”有了更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宣布自己是儒家,大街小巷的宣传画里有了更多的古文,各种培训的教材里有了更多的“国学”。
要理解这个现象何以发生,我们或许可以回到同样是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反复提醒他的西方读者,西方文明并不是普遍的,而现代化也不等于西化,在很多时候,它反而会带来非西方国家本土文明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亨廷顿,2002:67-68)
放在中国自身的传统里,这就好比一个人穷的时候埋怨出身条件,但富裕之后,却热衷于修家谱,垒坟圈,前者和后者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修家谱,垒坟圈”不等于回到传统社会,实际上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回不去了,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254)但越是在传统社会解体的时刻,人们心灵上越是渴求建立与祖先的连续性。因此,在符号层面,“传统”将被重新生产出来。人们大谈对传统的脉脉温情,哪怕他们因长期使用电脑而不会写字了。
光是符号层面的变迁并不足以说明亨廷顿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一个变得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再安于做别人制定的规则的被动遵从者,而是会提出分享规则制定权的要求,而历史上的“光辉岁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如何行使规则制定权的想象。旧霸权们为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加上“文明”、“进步”的光环,而一个试图获取规则制定权的人将很快发现,这些规则中隐藏着 “玻璃门”、“天花板”,处处排斥和压抑新的力量的成长。
有了这样的审视,附加在这些规则之上的“文明”、“进步”的光环也将逐渐褪去。他将能更好地看清楚这些规则的利益分配功能,努力争取应属于自己的一份。这个过程可以叫做祛魅(disenchantment),也可以叫做“启蒙”——按照康德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中的界定,启蒙意味着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自我招致”是个十分重要的限定,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轻信霸权制造的那些光环,从而放弃了“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詹姆斯·施密特,2005:61)。
90年代中国充满着对“国际秩序”的玫瑰色想象,而入世谈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让一个祛魅者从2016年穿越回1996年,他将如何面对“入世”谈判呢?我相信他仍然会坚持,“入世”是必要的,由此而推进一些“法律移植”和“超前立法”也是必要的,因为这里牵涉到中国巨大的发展利益。
但是,在具体的谈判中,祛魅者将能以更加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所谓“国际规则”,在保证能够加入国际贸易俱乐部的前提之下,为民族产业与中下层民众争取更多利益。
我们所庆幸的是,20世纪革命立国所打下的基础足够坚实,以至于能够扛得住国际市场的冲击,并借助国际市场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最终加快了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规则”的祛魅。这种祛魅将使得“向下”的视角获得更多的同情者,激活“法治的本土资源”,让法律制度能更准确地回应这片土地上民众的现实需要,也因此在学界成为一个比二十年前更能引人共鸣的倡议。
五、 余论
笔者从国际秩序演变以及国家的国际战略选择的角度,重新探讨“法律移植”与“超前立法”。从这一视角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要回应将许多小共同体整合在一起的需要,以及维系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需要。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秩序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这种压力甚至传递到了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国际秩序从来都是一个霸权秩序,如果采取一种适应型的战略,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清末与民国为了取消领事裁判权而主动“改同西例”就是一个例子,90年代为了加入WTO而大量修改法律体系或许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就产生了主要是回应国际霸权秩序需要的“法律移植”;而基于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理想,反抗既有的霸权秩序,也会激起霸权力量的反弹,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战争的压力也都可能导向“超前立法”。
这一国际战略的视角,与“法治的本土资源”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呢?一个国家内部法律制度的演变必须回应国际秩序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未必是镶嵌在小共同体内的“秋菊”们所能理解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国际战略应当是决策者立足于本土民众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选择。决策者需要密切关注国际秩序的演变,但不应轻易地被霸权力量所制造的“文明”光环和各种“政治正确”的“大词”所迷惑,而是要保持着“向下看”的眼光,保持着冷静计算利益得失的本能。
在此意义上说,秋菊寻求的“说法”,尽管未必能实现,但应当被听到,被决策者们所理解。对中国基层社会及其诉求的经验感,有助于决策者们在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时候,更准确地估测这些决策的基层效果,坚持那些对国家长远发展必要的“超前立法”,但力求避免那些被“大词”忽悠之后一厢情愿的、对中国社会无益乃至有害的“超前立法”。
同时,我们相信,一个在国际秩序中分享规则制定权的强国,也必将有更大的空间,在自身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回应来自基层社会的诉求。尽管这种可能性最终未必能变成现实性,但值得争取。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者多数是以加入和适应既有的国际秩序为基本前提展开思考的,强调对国外法治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但当中国正逐渐获得一部分国际规则制定权,有可能为诸多共通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之时,完全基于“适应”的理论假设就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新时代呼唤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者以更广阔的视野,批判性地审视国际体系的演变与各国国际战略选择对其国内法律制度的影响,将对本土法治经验的总结与中国行使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的制度思考,因而需要在WTO这样的抽象的国际机制与中国基层社会的“秋菊”们之间流连顾盼。秋菊也许一辈子都理解不了WTO的运作,但那些同时理解了WTO与秋菊的法律工作者,也许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让WTO更多地服务于这片土地上的“秋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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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 原标题:章永乐:从秋菊到WTO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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