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革命不仅仅是语言和书写方式的变革，更由思想革命的内在形式和结构所规定；后者对前者提出要求，前者为后者服务。甚至可以说，白话形式本身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内容上的诉求，而是直接把“新思想”作为自己形式赖以成立的前提、内容和实质。白话革命意义上的“白话”并没有被赋予形式自律性或技术上的优先性，而是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符合表达新经验、新思想需要、与民众的时代需要相适应的问题。

正如新思想追求的不是对旧思想的“兼容并包”，而是对它的排斥和剪除，白话革命所追求的也不是同旧文学形式的混杂和交融，而是对它的彻底否定。白话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通过表达方式、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学风格一举将现代性历史经验和现代人的自我主张确立为一元的、无从分割的实体和整体，从而将一切与此不相适应的观念、习俗、行为和道德情感方式统统打入另册并做语言上的切割和封存。

随着白话和白话文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内的逐步确立，“旧世界”不仅是思想上的异端，更在语言的意义上变成一个“异域”和“他人”。从今天“文明复兴”的旨趣着眼，这种传统内部的断裂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有问题的，但在五四白话革命时期，它却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历史选择，也即鲁迅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逻辑的体现。[14]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读书人阶层阅读古文典籍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使用白话、用白话文写作而丧失或衰退，但对于日后接受白话教育的新一代国民来说，同传统的关系将永远不复为“天然”或给定的，而只能经过现代人自我意识的中介、选择和批判、基于现时代的需要被重新发现。

因此，所谓“一元的作文态度”的要害，在于它强调白话革命绝非什么风格上的选择、调和或多样化，而是一种决绝的否定和选择；是通过坚持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元化和整体性而引入一个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文化，从而把古文和它所代表的社会现实一劳永逸地从现代人的时间、经验和精神生活中排斥出去。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对此作出再明白不过的表述：

“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由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15]

所谓“第一步、第二步”当然绝非就先后顺序或重要性而言，而是说如同走路，需双脚交替向前，否则只能跌倒或原地不动。内容决定形式是白话革命的内在原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的“新”赖以界定自身历史实质的形式机制和风格特征。周作人曾对文言文和白话文写作做过初听上去违反常识的、但却是十分精彩的观察。他写道：

“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很多，而写白话实有时是自讨苦吃。我常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则一百天的工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书中选出百来篇形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 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16]

周作人当然不是在一个玩笑的意义上谈文言和白话写作之间的难易。显然，看似深奥、高雅的古文，在白话革命者眼里不过是一套凝固的、容易模仿上手的形式和格调，一种八股。古文之所以是“容易的”，因为它是一种静止的、外在的、被动的形式主义的制度，一种空间化、物化的结构安排原则。相反，白话写作之所以不好掌握（“自讨苦吃”），原因恰恰在于它缺乏古文所据有的可凭恃、能依赖的形式格调上的确定性，只能赤裸裸地暴露在它所要表达的经验、思想、情绪的面前，每一写作都仿佛是第一次，每一次都是面对变化中的、不确定的意义世界所做的无所依傍的、小小的实验、搏斗、创造和发明。周作人接着总结道：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须回答，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17]

“必须有感情或思想内容”、“少了内容便做不成”这个白话文的结构性“软肋”，却也正是白话文的制胜王牌。它在自身形式内部空间里的空洞性、不确定性与可塑性，恰恰是其语言优势和文学优势。这个“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的口袋，最终因为“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而成为现代性经验之丰富、无限、驳杂和变动不居的内容的最佳容器和载体，甚至是后者得以在感性世界里“显现”的最佳物质媒介，尽管这里的“物质”或“材料”只是语言、言语方式和文学写作风格。

在今天看，为五四白话革命所界定的这种永远在寻找内容、离开内容便无法存在的形式；这种让“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的媒介、载体和风格，本身包含了一种理想：即内容与形式之间、思想与表达之间、历史与真理之间的同一性的理想。从这种同一性理想中，还可以引申出表达形式必须随表达内容之历史性的变化而变化的认识。相对于当代文学理论、语言理论和认知理论的进展（比如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关于差异性的论述），这样的同一性概念也许显得幼稚和不精确，但它在现代中国文化变革和文化意识上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它提示我们，“新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抱定了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和表现论，表现出对自身哪怕是尚不明确的、多变的历史内容的高度自信。这其中激进的、彻底的反形式主义、反教条主义、反矫饰主义姿态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

四、“反对党八股”

与白话文这个随物赋形、相由心生的“口袋”相反，那种“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空着”的“箱子”，如今在隐喻的意义上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所指（“古文”），而包括一切空洞无物、形式大于内容或仅仅为形式而存在的套话、官腔、仿作和赝品；更可泛指一切夸大其词、故作姿态、或落入各种观念、风格、趣味和规范的窠臼而不自觉的哲学或审美上的过度表现。

“口袋”和“箱子”的对比还告诫我们那种理论上永远存在的、甚至有时是必要的形式的过度“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或“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危险。每一场文学运动、思想运动和理论建构运动，都在其过程中包括这样的过度物化（reification）和“官僚化”倾向，它让原本新鲜活泼的表达和这种表达原本所传达的新鲜活泼的经验在语言中枯萎，变成一种“过度表达”和“过渡形式”，最终变成经验和思想的桎梏和牢狱，变成死板、单调、令人生厌的教条，望之犹如一个“衙门”。这象征性地对应着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几乎每一场革命都包含着自身的“热月政变”，即革命者和革命运动本身的官僚化、特权化和固化。

作为白话革命自觉践行者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同他所领导和驾驭的革命机器内部不断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文风、学风和思维方式做不懈的斗争。1942年作于延安整风时期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正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强有力的回应和继承，在社会革命历史运动的内部证明了白话革命基本原则的深远意义和长期有效性。

毛泽东在文章里幽默地把“党八股”戏称为根据地的“创作”（“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作？”），随即“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给这种文风一口气列了“八大罪状”（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把“党八股”上升到“危害革命”、“祸国殃民”高度并非毛泽东的夸张，而正是基于对五四白话革命历史功绩的体认。毛泽东写道：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18]

毛泽东对各种八股、教条和形式主义的警惕和抵制，首先来自他自觉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革命的“极大的功绩”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参照系。这同鲁迅周作人等终其一生都时刻警惕和提防各种封建余孽借尸还魂、睁大眼睛捕捉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国民心理中一切拒不接受新文化洗礼的污泥浊水，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讽刺、挖苦和嘲笑、必欲剿灭之而后快如出一辙。反对“党八股”的斗争，是在社会革命的新阶段、在共产党组织内部进行的一场“白话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革命”。在毛泽东眼里，形形色色的“党八股”不仅仅“阻碍革命”，而且按五四白话革命的标准也是“死硬的”、“后退的”。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前进的总方向上，革命不是“启蒙”的否定，而是它的继承，尽管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相对于白话革命和新文化的“反动”和“倒退”仍将不断出现，不会因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建制和有效行政管理而自行消失。在毛泽东的思维里，革命应把“启蒙”内在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老八股、老教条”时迸发出来的能量、活力、自发性、创造性和崇实精神保持继承下来并充分内在化，即把它变成革命者和革命运动本身的语言风格、思维风格，进而变成一种新的认识论和道德上的自我规定；否则，革命就有可能“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