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启蒙运动”无疑是针对五四启蒙运动（甚至西欧市民阶级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特殊的、局部的、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整体而言。原因正在于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文化战线”没有成为“革命机器”，没有形成人民主权国家，所以也没有推行全民启蒙、全民教育的可能。“新文化”只有同它所认同的新国民、新国家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才能够进入《讲话》所借以展开的政治的逻辑。

《讲话》同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在政治哲学上讲是一种全新的关系。鲁迅曾在1927年黄埔军校演讲中谈到，没有革命人，就没有革命文学；旧世界不被推翻，不但新人描绘和讴歌新世界的文学无从谈起，即便旧世界的挽歌文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还没有灭亡（参见“革命时代的文学”，收入《而已集》）。

鲁迅所期盼的那种新人和新世界，在延安和其他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已经初露端倪，而《讲话》所面对的听众，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鲁迅所向往的、作为历史事实和具体的生活世界-伦理世界的载体和主体的新人。

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普遍的启蒙运动”过程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是人民的提高。“普遍的启蒙”规定了教育者本身是而且首先是被教育者，教育的本质是把被教育者自身“自在的”历史实质和价值内涵转化为“自为”和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完成历史主体的自我实现。这涉及到革命文艺、革命文化和革命教育最内在动力：它是革命的历史主体内部的“高”与“底”的辩证运动。“普遍的启蒙”归根结底是革命大众的自我教育、自我转化、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在我看来，《讲话》最精彩的部分正是这种革命的教育哲学，毛泽东把它通俗化地解释为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去提高自己，即，通过革命文化战线的工作，完成新人的自我生产，自己的历史基础上，自己把自己作为高于自己的东西创造出来。革命文艺在其内在逻辑构造上，同革命本身的历史运动是同构的，两者都是革命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讲话》里看似通俗的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文化和价值翻转过程的不同瞬间。这个过程本身整体上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政治的第一性还针对着两种危险：即，一、自我认同的置换和丧失，比如“提高”到敌对或对立阶级那里去；二、失去对“中国社会前进的总方向”的把握。

但在这种文化斗争和文化政治中，工农兵自己并不能够直接参加战斗，而必须依靠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这样的代理人和中介来完成自身的转化、超越和实现。这就要求作为这个转换的媒介、翻转的轴承功能的“教育者”不断进行自身的再教育，从而完成阶级属性的转化、在利益、立场、情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方面、通过向群众学习而自居为历史主体，进而在各个战线上以他们的名义、为他们的利益而进行有效的战斗。

在理论意义上，启蒙和革命的普遍性同时也意味着它们的历史性：在和平建设时代，特别是当“人民”概念和“国家”概念基本重合，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性运作，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即“超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只需作为“例外状态”出场时，文艺和它的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回到历史上的常态：民族和阶级的斗争史变成了生活史，其记录、表象、价值和意志的艺术表达逐步落实在审美自律的范畴里，同其他自律性范畴（比如经济、宗教、科学、道德等等）保持合理的距离甚至隔离。

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常态化情形下，《讲话》里阐发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文艺工作和它的读者大众也仍旧适用，因为在文化生产和思想斗争的最高意义上，文艺仍然是一个民族和一个阶级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的表达和自我建构，是集体性人的再造或再生产，是对一个社会共同体价值基础和精神实质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提示我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本质和文明本质。就其教化（civilizing）作用而言，“普遍的启蒙”既是革命也是服务，它同中国儒家政教传统和现代国家机器的治理-服务原则是相同的，也是革命根本的合法性来源。        

2017年7月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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