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旭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活着的历史文献。它虽是在文艺座谈会上所做，但终极关怀却并不是文艺本身，而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其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

这是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在自己所领导的组织系统内部召集的工作会议。文艺是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的一部分，也是根据地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无论多么重要，它只是一部复杂的、无情的政治-军事机器的构成因素之一，其意义和重要性也只有在部分-整体的关系中才能确认。

《讲话》的对象固然是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但他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意义，首先是、最终还是由他们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分工中的位置、功能、职守和觉悟所确定。否则，毛泽东既无必要邀请他们来座谈，也不能期待和要求他们自觉地服务于革命的总目标；至于要求他们转移立场和感情、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解决好“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问题，就更无从谈起了。在我看来，《讲话》里核心概念一是 “革命机器”、二是政治的统摄性，三是“普遍的启蒙”概念下的教育和被教育的辩证法。

“革命机器”

毛泽东在《讲话》里开门见山，明确他不是泛泛地谈论一般的文艺，而是作为革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为革命斗争所需要、由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及其同盟军自觉完成的那种文艺，是和拿枪的军队并列的“文化军队”。这个文化战线要从中国前进的总方向上去理解，客观上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在战斗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言而喻，延安和根据地文艺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升级版”或“更高阶段”。所以《讲话》处理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在政治空间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厘定革命文艺的位置、作用、功能，提出党对革命文艺和革命文艺人的期待与要求，为后者指出达到要求的具体努力方向。

所以《讲话》重点谈的并不是革命能为文艺做什么，而是文艺能够和应该为革命做什么、如何做。虽然《讲话》第四部分（谈文艺批评）涉及到文艺标准甚至创作风格手法，但明显意不在界定“什么是文艺”或颁布中国共产党的审美标准，而是在“革命事业里的齿轮和螺丝钉”范围内谈文艺，在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意义上谈文艺人。

把《讲话》中涉及文艺的只言片语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或文艺政策和管理的金科玉律，本身不但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而且是基于对文本的历史脉络、思想脉络和政治切关性的误读而来，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当然也就不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这个责任并不应该由《讲话》本身来负，因为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和思想领袖，对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期待、建议和要求，本质上同对军事战线人员提出要求没有区别，当然也没有“越界”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将《讲话》当做常态下文艺事业内部评价和管理机制的最高标准甚至绝对标准，就会对革命文艺、尤其是共和国文艺生产和文艺批评带来不必要的束缚、限制和干扰，在根本上也并不符合《讲话》的精神。

为了“革命机器”的内部磨合，毛泽东提出了两个“结合”问题：一是全中国范围内革命的文艺运动同革命战争及革命的社会运动的结合（但它被“反动派”从地理空间上隔断了）。二是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同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的结合和“完全结合”，这就涉及到文艺人或文艺工作者本身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不解决这些问题，“革命机器”内部的磨合就无法完成，这部机器——首先是战争机器，其次是宣传教育机器，然后才是生产审美愉悦品的机器——就无法有效工作。磨合的障碍在于结合的困难，在知识分子文艺人一方，是对群众的语言、习俗、趣味和情感世界“不熟悉”、“不懂”；在群众一方，则是对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不赏识”，让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851）。

结合不能是表面的、形式主义的结合，而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再教育、必须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目标是一番发自内心的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自我改造（毛泽东在此比较罕见地用自己的转变做例子， 851-52）。

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不但包括斗争哲学，也包括启蒙哲学和教育哲学，延安时期的写作——从“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一直到《讲话》——是后者相对集中的表达。这种立场转移和认同转变客观上划出了“革命机器”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界限。相对于外部空间，这是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改造和自我改造同“敌人”以及其他非革命性因素争夺人；相对于内部空间，则是完成其观念和组织上的纯化和一体化。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图片来自：人民网）

这种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的自我启蒙、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但要达到道德情感的深度，也必须伴以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学习和提升。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方法固然重要，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852）。这种透过特殊-普遍的辩证法看待艺术与科学（即知识、理论、普遍规律、真理、理性）之关系的论述，在其一般的适用性之外，同样是“革命机器”的内在要求。

不言而喻，这里的“文艺工作者”是作为革命机器组成部分、在革命的文化战线上战斗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对于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意味着“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文艺的本身就作为这样的历史实践及其观念性内容的“外观”存在的，即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感性显现”：它是一个精神共同体集体经验对自身的摹仿、叙事和形象塑造，它的接受对象是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成员。《讲话》的政治是整体性政治，即这个共同体最高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