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13]

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这时的斯大林已不再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绝对命令”遑论“道义责任”，而是一个“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

不仅如此，当时苏联也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与“共产主义”、尤其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并由此获得西方的支持。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14]关于中国问题，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15]为基础的。[16]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17]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18]

莫洛托夫实际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19]。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20]

苏联曾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苏联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一绝对要求极大的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同时苏联又不能为为保卫苏联做出最大牺牲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坚实的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又难免造成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冲突。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共产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大大弱化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合作，二战后苏联滋生的大国沙文主义还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分裂。从长远看，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作用只是权宜性的，它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被一一击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击败工业资本，形成主控世界经济的绝对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此后，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在庞大的资金支持下日益强大，它们攻城略地，不仅夺得组织优势，而且还夺得话语优势；与此相反，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权从而话语权的世界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日益消解，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中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瓦解。在这样的时刻，陷入低谷的各国共产党人才会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业资产阶级完成击倒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它便被金融资本所打倒。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在金融资本面前已无还手之力。

四、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已显端倪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金融帝国主义使世界资本主义又回到最野蛮和最黑暗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也进入低谷。此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在向国际资本主义不得不作出“布列斯特”式[22]的妥协并由此赢得了为时三十多年的战略间歇间期。在与国际资本艰难周旋和国内既反右又防“左”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中，中国终于冲出了资本主义包围，等迎到了已露端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下，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马克思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迅速扩大并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世界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倾斜。

美国前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总统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后时刻“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23]，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24]20多年后，已入暮年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再次提醒说：“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