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气温也使“整个东部海面大幅下降，到距今1.8万年时，海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大约在现代海面以下150米左右。在华南沿海形成宽达上千公里的辽阔的滨海平原，其上发育古土壤层、风化壳和泥炭，与此同时很多河流一直延伸到滨海平原的外缘。”⁴³今天的白令海峡的深度不超过50米，“然而在玉木⁴⁴的几个时期里，海水（海平面——笔者注）的下降使海峡成为了深达1500千米的地峡，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白令地峡’，那时，数以千计脆弱而又顽强的游牧部族穿过白令地峡，新大陆迎来了三四次连续的迁移高峰”⁴⁵。

   “在距今1万年左右，气候复又转暖，海面回升到海深25～30米处，接近现代海面。”⁴⁶海平面下降使台湾海峡变成陆地，台湾岛和大陆相连接使得远古人类、古动物得以从大陆迁徙台湾岛。据日本共同社2015年2月28日报道：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英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刊文，称在中国台湾近海海底发现的人类颚骨化石属于生活在19万至1万年前的新种类猿人。研究小组认为该类猿人是与北京猿人、爪哇猿人、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人并列的“亚洲第4类猿人”。据悉，这几类猿人均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但却可以证明古代人类在亚洲各地发生了多样的进化。由于化石是在或曾为陆地的澎湖列岛附近海域由渔网打捞所得，新种类猿人被命名为“澎湖人”。⁴⁷

在最终冰期由于海平面降低，欧亚大陆和阿拉斯加之间有白令陆桥连接，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类渡过这一陆桥，在距今2万年到1.5万年前由此来到北美大陆。这部分人“从阿拉斯加南下的道路不是冰盖间隙当中的两条无冰走廊，而是沿着北美大陆西海岸的环太平洋之路。”⁴⁸

在第四纪，古猿已进化为猿人。至此，历史就从自然的历史进入自觉即人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气候，根据李四光先生在其手稿中绘制的第四纪气候变化曲线[49]，我们知道，与第三纪比较，第四纪气候大大恶化，在生存压力加大的同时，猿人向人进化的速度，在种群大规模的自然淘汰中也同步加快。

二、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

（一）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先祖的远古足音

中华古猿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在第四纪进行的，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发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第四纪末期。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地图[50]，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以云贵高原为辐射中心的向东北向东南两向的“中国古人流动规律”。南京大学历史系张之恒先生认为：

中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黄河、长江等河流，均由西向东流入黄海和东海。在二级和三级阶梯的范围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是，西部的时代早、东部的时代晚，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晚。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呈现出由南而北文化时代逐渐递减的趋势。二级阶地的东缘，即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的东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长江和黄河则是古人类由西向东迁徙的通道。早期古人流动和迁徙的规律，大体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相一致。⁵¹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出现，除长江、黄河外，同藏滇地区延伸到南海和东海的平坦宽阔的海岸线大概是当时中华古人的主要部分由西向东流动的最重要的通道。

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华古人类发祥地的中国西南边陲，却没有像北方中原地区⁵²那样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这恐怕要归因于集中出现在藏滇地区的那次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随后的气候变化。

这次造山运动大约发生在距今4500万年前，完成于距今1000万年前后。此间正是中国江苏溧阳一带的中华曙猿、山西省垣曲一带的世纪曙猿、开远-禄丰古猿——我们不妨统称他们为“中华古猿”及随后演变而来的以蒙古人种为主干的“中华古人”——的活动期。印度半岛在距今7000万年时与澳洲大陆发生分离并漂移至今非洲马达加斯加以东同纬位置。4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相撞，结果亚洲板块被印度板块抬起，并对喜马拉雅周围地区产生巨大的板块挤压。中国西南地区原来仅有的小块陆地不见了，原先位于藏南的汪洋消失了。

研究表明，在中新世（距今约2330万年～530万年）晚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已达1500～2000米⁵³。当时的气候较温湿，与青藏高原毗邻的云南地区，生活着人科禄丰古猿。上新世（距今530万年～180万年）进入第四纪时，来自印度板块俯冲的强大应力，促使地壳上地幔物质运动进一步强化，发生了剧烈的深层和表层地质作用，这使那里的地表再度大幅度隆起，改变了上新世时期的那种比较平坦的地势⁵⁴。

第四纪的地质构造运动属于新构造运动，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两侧扩张。对太平洋板块移动速度测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达到11厘米，向东漂移6.6厘米。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

地震和火山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地震集中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活动断裂带上，如环太平洋地震带、加利福尼亚断裂带、中国郯庐断裂带等。火山主要分布在板块边界或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带上。中国的五大连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岛、海南、腾冲、台湾等地都有第四纪火山。在更新世中、晚期，中国东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强烈玄武岩流喷出⁵⁵。

“青藏高原隆升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隆升最快、幅度最大的是在第四纪。在此期间上升幅度达3000余米。”[56]可以想象：今藏南、滇西及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当时会发生怎样的震荡：地震、火山、泥石流、东西退却的海水等造成的海啸及洪涝水灾，如果目睹过2004年印度洋海啸、2010年日本大地震及由此引起的海啸的人，都不难想象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产生的地壳变动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所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其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速度在第四纪加快，青藏高原迅速升高导致空气中的氧分压不断降低，不利于猿人的生息繁衍⁵⁷，而同期全球气候变冷与随之而来的冰川期出现⁵⁸使生存于这一地区的西瓦－腊玛及开远－禄丰古猿后裔中的相当部分在这延续很久的地壳震动和气温变化中灭绝了⁵⁹，存活部分则被迫由西藏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低地迁徙。气候的压力造成的大迁徙加速了人种的分化和进化，其中一部分留至海拔较低的云南一带，云南蒙自马鹿洞新发现新人种股骨发现是“古老型人类幸存最晚的记录”。

2015年12月17日，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ONE）在线发表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Darren Curnoe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学平研究员为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题为《中国西南晚更新世与古老型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成果。

云南蒙自马鹿洞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其年代为距今14 0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间冰期之末，但其特征却与最古老的人类（如至少150万年前的非洲的能人和欧亚大陆的直立人）极其相似，且可能与早期现代人共存在同一区域。这一发现为东亚地区人类进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012年，该研究团队发表了在云南、广西地区发现古老型人群的线索的消息，认为从蒙自马鹿洞人头骨形态上看，当时推测其具有相当于10万年以上的人类的体质特征；而新发现的云南蒙自马鹿洞人股骨特征显示其比头骨更为原始。新发现肯定了马鹿洞遗址存在神秘的古老型人类种群，与先前发表的广西隆林史前人群杂交的线索一样，马鹿洞遗址也可能存在更新世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群杂交的现象。

吉学平研究员认为：“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独特的古气候和古环境可能为史前人类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欧亚大陆200万年前左右第一批人出现（包括第一批到达欧亚大陆的元谋猿人、爪哇猿人，蓝田猿人和达玛尼西人等）后，就开始了人群的迁移和融合，不同地区的进化速度不一样，因此，出现了差异。现代人出现后，古老型人群在南方一些环境受冰期影响较小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得以幸存下来。”⁶⁰

2015年12月《国际第四纪》（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中国西南云南硝洞岩厦发现亚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43500BP）技术组合》的研究成果。“和平文化”是东南亚国家和苏门答腊岛普遍存在的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创造的适应热带、亚热带环境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套技术组合，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狩猎—采集人群向定居人群过渡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石核工具文化。最早是由法国学者科拉妮（M.Colani）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发现，并于1932年在首届远东史前史学家大会上正式公布。

此种石核工具常见为大型、扁长形、大体上单面加工的，横断面呈亚三角形、杏仁形的盘状、短斧状石制品，与骨器伴随，适用于加工竹木制品，多发现于浅洞或岩厦。该文化多数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万~5000年之间，此前东南亚最古老“和平文化”的发现年代为距今2.9万年前。这一发现对研究狩猎采集人群如何适应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并向定居的农牧渔业人群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2004年，吉学平带领临沧市文物管理所和沧源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首次进入硝洞调查，采集到一批石制品，得出该遗址为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遗址、年代在距今2.4万年~4.35万年之间甚至更老的结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也是亚洲地区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可能显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起源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中国云南地区。

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及其支流地区近年来发现十余处类似遗址，这些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境内澜沧江至东南亚国家的湄公河流域“和平文化”源头、华南史前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现代人从我国西南向东南亚扩散，热带、亚热带地区农业的起源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项研究结果表明，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云南地区的早期“和平文化”，对东南亚和我国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都可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⁶¹

吉学平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基因试验成果的佐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的实验室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合作，在柬埔寨东北部采集了多个土著人群的1000多份DNA样本，并对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的序列多态性进行了谱系地理学分析。mtDNA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分型的结果表明，在柬埔寨土著样本中存在以前没有报道的新母系世系，包括4个根部世系和4个分支世系。并且，新的根部世系的共祖时间在55 000年到 68 000年之间，可能代表了现代人最早到达东南亚次大陆的母系遗传世系。

因此，柬埔寨土著人群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母系遗传多样性。携带这些古老母系世系的柬埔寨人群可能代表了早期走出非洲⁶²，经印度次大陆，约60 000年前进入亚洲东部的现代人祖先的后裔。同时，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之前该实验室对亚洲人群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的结论，即亚洲人群的祖先在约60 000年前首先到达东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南方地区，尔后由南向北迁徙。⁶³

除了迁往并留驻云南较低地带的外，南进的猿人中相当部分则继续南下进入东南亚，或沿南海北岸滨海大平原一线⁶⁴东迁，这些由西而东呈现扇形向低暖地带迁徙的古猿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猿人，很可能就是后来进化出的蒙古人种、继而“东亚型人”⁶⁵乃至“东方人”⁶⁶的先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其风、韩康信关于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研究值得关注，笔者将他们及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中提供的考古材料归纳如下：

上述资料反映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不管是北方类型化石还是南方类型的化石，其中离西藏高原越近的化石就越带有“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比如陕西半坡等、广西柳江等）的性状，而离青藏地区较远的华北华东地区，则更多地带有南北蒙古人种性状的复合性特点。

这说明中国远古各族群的蒙古人种性状差异性可归统于曾生活于青藏高地的开远-禄丰古猿人种性状。由此，我们就会发现中华古猿从青藏高原分南北两线呈扇形向中国西北（陕甘青宁）和西南（川、滇、黔）低地持续迁徙的线索。其中南迁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南云贵地区，沿着远比今天广阔得多的东亚大陆海岸迁徙，而禄丰古猿（距今800万年）、蝴蝶人（距今400万年）、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马坝人（距今13万年）、柳江人（距今6万～13万年）等化石则是他们东进途中与当地猿人⁶⁷融合后留下的遗迹；其中北线迁徙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而西侯度人（距今180万年）、蓝田人（距今80万年）、大荔人（距今15万～20万年）、周口店人（距今60万～20万年）的化石，则是北下东进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遗迹。

而巫山人（距今204万年）、长阳人（距今19.5万年）的化石，则是顺长江上游东下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重要遗迹。他们的后裔中的主体部分后来在新石器时代进化为具有不同地区特点且统一于蒙古大人种性状的族群[68]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和族源。潘其风、韩康信的人种研究结论对于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极有价值，他们写道：

从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形态上，已经显示出某些向现代一个大人种——蒙古人种方向发展的性状，反映了我国大陆在探索蒙古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则已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演化方向的地区差异。华北山顶洞人和华南柳江人的形态差异，意味着在蒙古人种形态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体质上的多态性。由于它们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过程中，一般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从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蒙古）大人种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在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什么作用。伴随中国远古文明西源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没有可信的人类学根据。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在这种相对单元的人种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⁶⁹

在随青藏高原上升而向四周下迁的远古先民化石序列中，吴汝康教授认为：“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⁷⁰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之一魏敦瑞（F. Weidenreich）早在1943年就提出“由周口店猿人演化为蒙古人种的观点”⁷¹，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也认为：“在我国发现的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祖先。”⁷²

如果将这两种研究成果作出二元分类，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柳江人是东亚大陆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的典型代表，而周口店人是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典型代表；二者又归统于从云南和青藏高地迁出的中华古人。黄万波研究员总结说：“两者的形态差异正好可能说明，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的体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异形现象。”⁷³而这两大即具有南方和北方不同特点的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应该说就在我国的西南滇藏地区。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可归结为剧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由此造成的这一地区的中华古人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古人从青藏高原呈扇形向中国西北、中原和西南低地迁徙。章太炎先生对此似乎有所意识，他说：“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⁷⁴此路可能就是中华古人从青葳高原北麓下来东直达蒙北、河北、辽宁的北方线路。其代表为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今内蒙古、辽宁、河北地区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延续了1700年。目前已发现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超过30件红山文化人塑像。考古学者通过对红山文化人塑像进行研究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人骨进行鉴定，认为生活在距今67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索秀芬说，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头部泥塑像等多个红山文化人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征，即方圆形扁脸、额部平缓、眉弓不显、眼窝浅、鼻梁低平而短、颧骨突起、唇薄而长，整个面部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⁷⁵。考古学家郭大顺：“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开始各地区考古文化交汇频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龙山时代共性大为增加。这其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⁷⁶

需要说明的是，用“蒙古人种”来命名亚洲黄色人种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德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迈纳斯（ Christoph Meiners）在其“二元人种论”中提到“蒙古人种”的概念。此后因“蒙古”一词无法代表所有亚洲人种，一些学者开始使用“亚洲人种”。鉴于此，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中将这些生活于中国境内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并进化为中华民族部分的猿人及其先祖和后裔以“中华”命名，如“中华猿人”“中华人种”“中华古猿”“中华古人”等，并将他们看作整个蒙古人种⁷⁷，继而中华民族的“种源”和远古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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