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²⁶⁰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²⁶¹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²⁶²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²⁶³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²⁶⁴

2．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1、2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为了对付美苏“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²⁶⁵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²⁶⁶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²⁶⁷，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²⁶⁸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²⁶⁹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连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²⁷⁰。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²⁷¹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²⁷²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²⁷³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²⁷⁴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²⁷⁵

3．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综上分析，自英国工业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紧张形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本质上却是建立在国际垄断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特别在美帝国时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领世界资源而仅靠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其所获利润已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²⁷⁶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个争霸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一方面欧洲在统一中崛起，其军事力量通过所谓“茉莉花革命”继而利比亚战争伸向中东和非洲，法国军事力量已通过利比亚战争、马里政变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向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几内亚湾大辐推进，其近代势力范围正在恢复²⁷⁷。利比亚战争后，欧盟——与当年罗马帝国扩张的步伐一致——立即来到叙利亚，要从叙利亚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这个大门一旦向西敞开，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马其顿”式的东进，并对俄国、伊朗遑论中国形成现实威胁。伊朗高原国家一旦失陷，俄国通往印度洋线路、中国正在开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被掐断，中国西域安全警戒级别就会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约进逼叙利亚就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²⁷⁸（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叙利亚在历史上往往是欧亚两大陆双方力量极限的相交节点。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蒙古人、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叙利亚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获得胜利与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罗马的侵略并获得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积极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欧洲人开始向中亚进军，与此同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这要看美国自身内部矛盾及其与欧洲的矛盾的发展。

美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华尔街的矛盾，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仅从收缩的意义上看，美利坚民族是愿意战略东移的，如果能东移至夏威夷，这对美利坚民族最有利，这样它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华尔街不会让它这样，华尔街要让美国白宫到太平洋向中国发起进攻，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已接近恢复的时候，再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华盛顿体系，让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控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正在欧洲出现，而远东的华盛顿体系还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尔塔体制仍是远东和平保障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绥靖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中华体系正在形成并成为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可能在远东出现心有不甘，奥巴马说不能让中国人跟他们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水平，说这样世界资源撑不住²⁷⁹。这种只许美国“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好在中国人顶住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软硬兼施，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持续顶住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压力，美国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续向东收缩——这样华尔街不会答应，要么继续再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打仗。奥巴马拒绝打击叙利亚这件事说明华尔街要西进与美利坚民族要东移的矛盾。对华尔街来说，东移是可以的，但必须拿回利润，为此就要将中国打倒，从中国再释放出一笔浮财；如不行，那你还得西进去拿石油，还是得打，不打的话，美元就失去支撑物，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得下台，换一个更猛和更短视的人去打。那美国如果垮了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届时华尔街可以抛弃美国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亚洲还是欧洲，反正是顶不住美国打击的一方。资本历来只与强者交谊，与弱者交恶。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后罗斯福便与斯大林结盟的道理一样，未来的西方只与打不败的中国和平共处。为此，中国要有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和切实政策。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上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²⁸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²⁸¹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²⁸²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²⁸³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²⁸⁴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²⁸⁵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议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²⁸⁶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²⁸⁷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²⁸⁸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²⁸⁹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²⁹⁰；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