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对其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赢利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否极泰来，然泰极亦可生否，天下既没有一直吃亏也没有一赚到底的买卖。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再到今天南苏丹动荡时中资企业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换高铁”计划搁浅的事实预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市场开拓中的有效性——如无硬实力迅速弥补——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带有强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弹及由此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份额的巨大收缩已“风起于青蘋之末”[136]。

对此，特别是对中国有能力保障的国际市场范围我们当有充分的评估并将我们以外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时调整到“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137]的思路上来。

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续开拓的国际市场范围基本不出亚洲。至于亚洲之外的利益，我们要学会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中保持其稳定性增长。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多。

五、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主要矛盾

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汉朝、唐朝特别是清朝治边的有效经验，在这方面矛盾处理得比较好的是新中国外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东部需要解放台湾、西部需要解决藏疆问题的双向任务。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强调：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38]

当时美国明确帮助蒋介石集团并且介入朝鲜和越南的南北内战，对此，中国选择了以基本建设为牵引的依陆向海、在雅尔塔框架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地做出以改革开放为牵引的依海向陆、在雅尔塔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选择。为此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为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铺垫。

不仅如此，战略上，中国也由此摆脱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益加重的中国不得不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一点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39]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40]

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了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而台海统一尚未完成，日本军国主义又急速膨胀、其突破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的危险在即。这使历史又回到类似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势之中，东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141]：在东部地区，台海两岸尚未统一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又在新世纪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到重创并被迫撤出，这将在中亚留下战略真空并引发新的战略力量的崛起，并对中国西陲产生新的安全压力。

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如果此时俄罗斯再从这里抽身，那这种压力在东海问题日增的当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东西两向的安全压力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和“两面作战”的策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安全形势及其解决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国也必须再次做出相应的依陆向海的策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14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143]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144]，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作者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3期。在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在特朗普上台后引发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开始涌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今天，需要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