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中国汽车产业从零到一，到合资办厂、引进技术，再到后来我们搞自主研发，这一路走来是不是我们在汽车产业顶层的重视从来没有变化过？

张维为：我一直讲这相当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崛起背后的中国模式。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结合在一起，这某种意义上就是“新型举国体制”，它非常之厉害。以新能源车为例，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纵三横”。“三纵”就是纯电、混合动力，加上氢电池。不断地试错，最后做出战略抉择，以纯电动为主。

整个决策过程你看得出来，它先是多条技术路径，然后统一到一条。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大量的民企做得非常好。社会的作用也很重要，比较快地培育出了消费市场。

主持人：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殷教授一直研究汽车产业，您可能对顶层这种坚定不移更加了解。

殷承良：没错。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际上早就追溯到1990年代初，可以追溯到海湾战争，我们发现我们石油在未来的能源储备可能会出问题，电动汽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八五”期间，国家就布局了电动汽车，那个时候就是以纯电动先起步。后来到“九五”期间又开始布局了燃料电池的中巴车，后续就开始我们的“十五”“863计划”“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一直到今天“十四五”，我们连续六个五年计划，从来就没有过变化，坚定不移地奔着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

最终造就了从一个简单的样车到完整的产业链，到整个推动大生态的体系建设，从来就是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这么上来的。

主持人：以前节目中，我们说过中国人做事情会有一个全局思维、整体思维、危机意识、底线思维。在新能源汽车的布局上面，这几个思维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张维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文明，它知道生活不易，崛起也不易，所以很多问题都是长远地思考。整个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现在看来是我们模式一个巨大的优势。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

太原：自主新势力品牌客户体验价值领跑中国汽车市场。图源：视觉中国

主持人：再问一个技术问题，目前我们传统汽车的技术水平是怎样？为什么传统汽车突破那么难，而新能源汽车我们可以赶超？

殷承良：汽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距今120年历史了，从德国最早发明，然后美国形成生产线，大规模地制造，我们轿车是1983年、1984年才开始发展，所以先天上真的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是客观事实。为什么是新能源汽车超越？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非常不一样。首先核心零部件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发动机，用电机来替代。没有油箱，我用电池来替代。电动汽车和普通燃油车相比，核心零部件方面实际上是大量地简化，这是第一。

第二，西方也是从零开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又有这么多潜心研究的工程师，举国上下奔着一个大目标去突破。所以我们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超越就不足为奇了。

后续的燃油车，我们是不是就永远一定不行？也不是这个逻辑。到今天为止，全世界都认识到，节能环保减排，最终清洁能源应该是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整个西方传统汽车也是日渐萎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在发动机方面，特别新的大规模投入几乎渐渐停止了。西方在传统汽车技术上的迭代也很少再发生了，以守成为主。由于西方一方面不走了，我们这边还在追，技术迭代又反哺过来，这样一来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

张维为：我们看现在日本和德国的举动。德国现在大规模投资中国，它的企业家很清楚，它知道未来在中国，包括你说的新能源车。宝马在中国造了一个最大的分厂，大众投资增加了很多资金。中国崛起之后，汽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影响，我们对此要好好研究。

我到比亚迪合肥总装厂去参观，深为震撼。我当时问了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个企业跟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产量谁更高？他说当然我们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背后一种超级的自信，你感受得出来。

我们直接到车间里去看的，每天产量已经是600辆。到那里你感到生机勃勃，充满朝气。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也要留给人家一点活路呀，他怎么说的？我们的轮胎现在还用不少米其林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实际上，原来华为也说了，我们愿意保持供应的生态链，大家合作共赢。但西方不停地搞制裁，特别是美国，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自主可控。

主持人：中国的产业蓬勃发展了之后，成为世界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引擎。我们讨论传统汽车跟新能源汽车的逻辑，就会发现这种超前的思维，超前的战略布局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体系的概念。而这个体系可以说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法宝，这是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的产品。

殷承良：确实如此。汽车的工业制造产业链是非常长的，，从橡胶轮胎，到非金属材料，这么长的过程中，如果说仅仅是车辆本身，西方120年的历史，过去的逻辑叫“整车为王”，所有的零部件都得听我的。不这样，那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走到今天开始不一样了，新兴的新能源汽车把大家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一部分都从零开始，大家都需要“抢赛道”，需要政策上提供补充和支持。

基础设施、充电桩、一直延续到锂矿、矿山之类的，还有中国的法宝稀土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前端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这些东西必须是系统化管理，否则稀土一天到晚地乱挖，到最后就没了。

培育的新市场没有政策的加持，怎么能好？现在开始加入互通互联，没有中国的基础设施怎么能行。过去两者分离，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智能化的交通体系和新能源车相互加持，汽车系统开始变成网状结构，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这个时候我们跟西方一比，我们的制度优势、巨大的网状结构、生态链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以说无与伦比。

张维为：总书记讲过这个观点，实际上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就是我供给形成后，它会产生很多需求，特别在中国这样超大型的市场。

中国通信基站全国几乎是100%的覆盖，光纤通信98%的覆盖，国外做不到，我们通过我们制度优势做到。我们的国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你看4G普及后，短视频也来了，移动支付也来了，5G普及，对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有推动。你有供给，很多新的需求就冒出来了。

殷承良：没错。其实现在整个西方国家也都充分地认识到了，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它就一定很少有人去做大规模的公益。举国体制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有的互通互联，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速公路里程，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电，没有这种制度优势，几乎不可能完成。

张维为：殷教授前面演讲中提到的工程师优势，这个不得了。我的“文明型国家”理论认为，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同时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口。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西方国家加在一起的数量。合肥建个厂，你说我要招1000个工程师，很快就可以招到，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到。

我们最近走了两三所被美国制裁的高校，都是理工科的高校。晚上校园里不灭的灯光，中国科技人员，中国工程师的家国情怀，令人感佩。你越是制裁我，我就越是要超越你，这是蕴含在中国人文化血脉中的，现在国家又大量投资，非常令人鼓舞。

殷承良：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工程师总量首次超越了美国，然后差距就越来越大。我们的工程师忘我工作的精神，是世界各国统统都不能跟我们比肩的。

主持人：刚才殷教授在演讲的时候说到，即便单从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去观察，它依然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去攻关的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新型举国体制”，它会对攻克这些难关起到什么作用？

殷承良：过去的举国体制可能更多的就是政府主导，全国一盘棋这么来。但是“新型举国体制”我个人理解不光是政府的引导，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科技界、产业界，各方面觉醒以后，自觉自愿地加入。怎么去理解？比如说芯片，我们是在这上面有很多的重大专项，那个时候是纯粹政府的引导，但是非常遗憾，成果有不少，真正落地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企业里更多说国外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后续我们都看到被“卡脖子”了，这个时候是全社会觉醒，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一家的事，这个时候是全社会的，包括企业，过去只说这东西就是外国的好，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了。

我有国内的替代，确保供应链安全，我自觉自愿地开始考虑去用，其它的各行各业都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当一个国家政府的引导，加持了社会各行各界的举国都达成共识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新型的举国体制”已经远超我们过去理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迸发出的力量不可小觑，更多是加倍加倍再加倍的一种情况。

主持人：殷教授的观点确实很有启发。“新型举国体制”其实是全社会上下的齐动员齐发动。它能够激发出来的，真的就是我们说的人民创造的磅礴伟力。

张维为：我当时讲过美国发动对华科技战，我们最终要给特朗普颁发一个“勋章”，他逼着我们这样做，最后反而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