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林（节目嘉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我们手上把它变得更强盛，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最大的意义，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

骆珺（节目嘉宾）：中国人是特别善于自省的一个民族。其实我们在回忆过去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上已经做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反思，中国应当开放，要睁眼看世界。但是在总结我们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领先，和现在为什么又迎头超越的这两个问题上，确实研究得还不太够，张教授的讲解给了我很多启发。

张教授也提到，在奈克萨斯的辩论中，那应该算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思想者论坛之一，原本我们会期待参加这样论坛的外国学者能够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分析中国，分析世界问题。但是刚才张教授提到那位学者的论述，其实和普通的西方媒体，和普通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标签式妖魔化的误解没有什么不同。面对国际上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国内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对外说什么，我们只要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想问一下张教授怎么看。

张维为：我想是这样的，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不仅要做好，而且一定要讲好，否则付出太大的代价，取得再多的成绩，会被人家一下子否定掉。

提到奈克萨斯这个辩论，你看你讲为什么它不能实事求是呢？实际上“实事求是”是个非常中国的概念，是我们汉朝时候《汉书》里边提出来的，西方可能有类似的观点，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总是认为绝对真理的存在，你跟我的绝对真理不一样，你就可能错的。所以这个是哲学上的差别。

包括我们讲的一神论和多神论，一神论世界里只有“我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如果你对了而我是错的，这很难让他们接受。所以这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过程中将会长期面临的挑战。

但是没有关系，我老讲西方最后它会承认实力，包括话语的实力。如果话语起来了，它没有办法。

Q1：张教授您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谢谢。

张维为：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一种突破，突破了什么呢？就是过去二次大战之后，在世界经济结构上呈现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心国家是西方国家，外围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由外围供养中心，是个极端不平等的关系。

中国崛起实际上突破了这个世界体系，中国成为单独的一极，同时和中心国家、西方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技术伙伴。现在世界体系演化为这样三种角色，就是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中国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一些条件。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抱开放，拥抱多边主义，拥抱合作共赢，而不是像过去西方大国那样搞零和游戏，非得我赢你输。这时候，整个世界格局确实会改变，“一带一路”现在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格局。

叶青林（节目嘉宾）：其实我觉得“一带一路”就是用实际行动在讲好中国故事。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强盛的时候，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跟全世界来共享，一起来共同繁荣。今天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实践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最后达到共赢的目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价值。

张维为：这次峰会从人数来说，与会者几乎增加了一倍。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描绘成中国虚荣心的爆发，现在没有人相信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成百上千个项目同时在展开，而且这个项目多数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

很明显它代表一种历史潮流，就是大家讲和平发展的愿望。大家希望和平，希望发展，消除贫困，希望改变生活，成为了一种潮流。我这次听到印象最深的发言之一是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他用了个词是game changer，游戏规则的改变。从今以后，世界不一样了，他对此评价非常之高。

Q2：张教授，您好，今天在听完您讲近现代史从落后到今天的强大，我觉得感慨很深，因为我身处在这个时代，我感到我们祖国的强大。但是前不久发生了DG的辱华事件，以及近日也不断的有一些对中国不好的声音出现。为什么那些国家还是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声音干扰我们？

张维为：我觉得不要神经太脆弱，要坚强一点，有各种杂音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看大趋势，总体来说对中国印象好的在增加。在最新的国家领导力民调中，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我自己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大致上是这样的。世界分为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比较复杂，应该说有相当一批头脑明白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上，德国派了一位经济部长，他是怎么界定中国的？他一开始就说，首先我代表德国政府向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表示祝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新兴经济体，现在又变成了Highly industrialized innovative country，高度工业化的创新国家，这就是他的定义。所以你看这个部长在北京，说是恐怕欧洲国家要考虑，作为一个集体来参与“一带一路”。当然，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这已经说明他看到了很多真实的情况。

确实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到现在还总是在挖苦中国、黑中国等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所以有时候我是很同情他们。他们怎么办？过去30年，他们预测中国从来都没有预测对过，总是中国经济要崩溃，要崩溃，要崩溃……最惨的是那个章家敦，他预测崩溃可以精确到年甚至到月，结果现在变成国际社会的笑柄。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大势放在那儿。

非西方国家，总体上多数非常佩服中国，我们有些交流，如果要谈中国的问题，他们会说不要跟我们谈问题，我们都有问题，而且比你们还严重，真这么回事。但是他们会请教你，你怎么成功的？怎么这么快地消除这么多贫困？上海的地铁怎么建得这么快？诸如此类。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崛起看作机遇，这就是为何这么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抱“一带一路”倡议。

Q3：张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赶超”这个词，我想请问一下，在赶超过程中，是我国的工业力量在发展壮大，还是我们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在深入人心，或者说是两者都有？前段时间习总书记说过一句话是“促进实体经济跟互联网经济的深度融合”。我想请您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读，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这是中国崛起非常精彩的地方，就是新旧动能转换，我们称为新经济、新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比方说淘宝就让你待在家里买东西，对不对？腾讯让你待在家里玩游戏，美团让你待在家里吃饭餐饮。会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好，都宅在家里。但中国人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有些问题在发展中再来解决，总体上我觉得这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我们的市场大，我们的投入也大，技术也相当之先进，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进行。上海就在做“206工程”，实际上就是法律服务加人工智能，说白了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上百万个案例，这就大大减少了对律师的需求，这只有在中国能够做。比方说你要打一个，你只要把你的情况输进去，基本上就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让你决定这官司要不要打。

我想这种东西大概只能在中国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就是我们律师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在美国律师是巨大的利益集团，阻碍了美国的进步，在美国存在官司文化，什么东西要打官司，那么导致治理成本非常昂贵，甚至导致无法进行改革。

我觉得中国新技术革命对传统产业带来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体会到了。你看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讨论，比方说云服务，我们的云服务随着“一带一路”都走出去了，这是了不得的，以后也会形成中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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