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中国今天正处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刻。中国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内外各种新旧矛盾和挑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担当、魄力和才干，以自己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极为突出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国的制度安排，包括宪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仅使好人能脱颖而出，而且使他们能够做好事，做大事，这实在是国之幸运。

此外，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就是近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人口之和的规模（也可比较阿登纳时期的西德，人口为3500万到3600万，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人口为1.3亿到1.4亿），其迅速崛起产生的规模效应震撼了世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对中国领导人的能力、素质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从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笔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两者的有机结合远远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谓“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所谓“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选出卓越的领导人，也要让其多做好事和大事。

在“上上策”与“下下策”的有机结合方面，中国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包括领导人有序选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从而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这本身也证明美国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无法选出优秀领导人，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差劲的领导人做坏事。

二、中西方制度比较

在中国两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取得内部共识的情况下就推出关于进口钢铝强行征税的措施，并威胁要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当然，美国也不可能赢得这样的贸易战，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必将受到严重伤害。

这背后也反映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特朗普征钢铝税，一般估计直接受益的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坚持征这个税呢？

这正好反映了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说，这哪里还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此外，美国政坛乱象不断，这个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内阁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出来了，引来国际舆论的哗然，随后又有内阁重要成员的辞职。这种没有内部共识就推出重大决策的做法，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推出一个政策，如五年计划及每年的计划，前后都要进行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最终形成共识。中国两会本身就是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共识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国通过协商民主就各种重大问题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的最佳窗口。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引发中外媒体关注。中国网 杨佳摄影

但特朗普匆匆推出这样一个不具备内部共识的政策，而且美国的制度安排也无法阻止这种三流决策的出台。这让那些把美国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者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呀！这种决策水平只会给美国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最终加速美国的走衰。

如果说西方政治制度过去在遇到严重危机的某些特定时刻，还能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家来治国理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于产生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谓“僵化”主要表现在民主被等同于“形式民主”（即仅关注“政体”和“程序正确”的民主），与“实质民主”（即“政道”，关注政治所要服务的崇高目的）无关。

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比如美国的许多改革需要修宪，但就修宪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现有美国政治生态中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所谓“退化”则主要表现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缺乏“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说会道者多，能干者少。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操纵民粹主义的政客也更容易获得选票，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质一路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从“政道”出发，不断地探索“政体”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政道”的要求，包括修宪和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从“政道”出发，不断探索合适的“政体”，既保持了制度连贯性又使其与时俱进，这才是人间正道。

西方一些人过去还敢说：只要制度好，选出一个傻瓜当政也没有关系。今天敢讲这样话的人不多了。敢这样说话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数人看作是傻瓜了。毕竟美国小布什总统执政无方八年，美国的国力就直线下降。毕竟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执政无方，这两个国家就走向了破产。在日益竞争的21世纪，在中国迅速崛起（包括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国家领导人素质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