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我记得您在南安普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皮萨里德斯：不，我获得了埃塞克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的。硕士毕业后，我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我本来有个机会去美国，但我不想去。

张军：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您为什么没有去美国，而是待在了英国？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是在美国，美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力也更强。

皮萨里德斯：那不是我唯一一次放弃去美国，我不去美国从事研究是出于个人好恶，搬到美国去学习、研究和工作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吸引力，我想要待在欧洲。我是一个欧洲人，我觉得欧洲很好，欧盟发展的前景也很好。如果从市场容量和经济总量来看，欧盟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一些大学确实会为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我承认自己获得过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录取通知，但是我拒绝了这一邀请。你知道，我也能够在欧洲进行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在欧洲，我也可以与美国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

我想告诉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你们想要在研究事业上取得成功，不一定都要涌向美国，你们也能够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找到成功，也可以与美国的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我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教授都是美国学者。

我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和学习，经济学是个国际化的职业。我在伦敦做研究从未感到不适，常驻与此。

说起伦敦政经学院，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上35年到40年，有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则会厌恶这个地方，也许更多的时候你会讨厌这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后就没有离开出生的地方太远。

伦敦政经学院的特立独行者

张军：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森岛通夫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让您师从之外，有没有其他经济学大师使您受益匪浅？

皮萨里德斯：当时学院有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核心人物。我虽然归属于理论流派，不过我的理论更加偏向于应用型理论，它不是应用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应用于实际经济当中的，所以我成了特立独行者。

这导致我两次晋升教职失败，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唯一一名两次晋升都失败的成员，因为他们觉得我研究的就业问题和英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毫不相关，而且我和其他所有人研究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

不过，理论流派确实对我影响不小。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衰退，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不少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数据，他们尝试着去理解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政策。

后来我们设立了劳动经济学中心，我们邀请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美国知名的宏观劳动经济学家，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由于我的学术背景，我们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性，但我们也高度关注政策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以政策为导向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

张军：劳动经济学中心至今仍然在运转吗？

皮萨里德斯：是的，不过它更名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张军：这让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该中心的主任是研究转型经济学的那位。

皮萨里德斯：是的，叫理查德•莱亚德，上世纪70年代他设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中心，此后该中心更名为经济绩效研究中心。

张军：我注意到理查德•莱亚德，是因为他后来发表了多篇有关东欧国家的文章，关注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是那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但是我独自研究经济学中的就业问题，就业理论，他们也进行自己的研究，相比之下他们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应用，包括工会、工会与雇主关系等，而我关注的是劳动市场内的摩擦、个人与组织行为等。

张军：即便如此，您是否仍然会出席经济绩效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会等活动呢？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几乎每次都会出席，每周大概有两到三场研讨会，我总是会在那里。

得知获得诺奖脑子一片空白

张军：您几年前获得诺贝尔奖，我记得有还两位经济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皮萨里德斯：一个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教授，我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各自对劳动经济学中的同一问题进行研究。

张军：这么说来你们之前并不相识？

皮萨里德斯：我认识他，但一开始我们没有合作进行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970年发表的，我则是1973年、1974年左右发表的，到了1990年我们决定开始一起进行研究，因为我们研究对象如此相似。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莫滕森-皮萨里德斯模型，自此我们决意以后获得任何的奖项都要分享给彼此，因为我们两人的研究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左到右：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另一名获奖者是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他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开拓者。在1979年到1983、1984年间，他进行了密集的研究，然后转而研究其他领域，不过由于他在该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被认为是开路先锋，但是我此前并没有与他相识。

张军：我知道他，是因为他出版的关于财政和税收方面的书。

皮萨里德斯：是的，他出版的更多著作关乎公共财政，他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包括税收等多个细分领域。当诺贝尔奖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坐在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我记得当时是瑞典时间下午一点，伦敦时间恰好是正午，美国波士顿时间是清晨六点。他搭乘的航班落地后，来接机的朋友恭喜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是因为劳动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非税收理论。

他发现自己当初只是开了个头，后来主要是莫滕森和我发展了这个理论，以及后续研究者的贡献。

张军：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皮萨里德斯：实际上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张军：当时您是在伦敦还是哪里？

皮萨里德斯：我当时在伦敦，但是我因为生病在家休息。我没有去学校上班，而是在准备会议的幻灯片，之后准备了一会儿讲座提纲。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拿起电话后发现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告诉我这是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问我是否一个人在电话旁。我回答说是的。当时距离诺贝尔奖公布评选结果还有20分钟。

张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否有组织相关的活动或是新闻发布会？

皮萨里德斯：是的，他们想要尽快举行，说只要我身体情况稍微好转，就尽快来出席新闻发布会。

张军：您知道，当时我的儿子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当时他说他去过你的办公室，因为您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恭喜您获奖的小纸条。他进去跟您聊了一会。您当时送给了他一本签名的书。他回国后曾将这本书给我看，并将它转赠给了我。他在波士顿读书，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交换学习，在那他选读的是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