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还需历史地解决

台湾社会难解的认同问题，根源于复杂的历史经验。台湾历史教育争议所衍生出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的评价，以及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等问题，追根究底，其实折射出台湾人民由于历史经验所产生的对安身立命的困惑与焦虑。后来定居在大陆的台籍前辈李纯青（1908─1990，原上海《大公报》记者、曾任台盟中央副主席），曾经如此总结台湾历史上的人民起义斗争：“孤军奋斗所表现的形式，带有孤儿弃妇的怨愤和悲壮感情。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搔不到台湾问题的痒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编：《历史的见证──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四十周年》，1987年，页4）。

李纯青这段意义深远的文字，恰恰指出了台湾“失根”的历史与认同，是中国近代历史命运之中最为悲痛的伤痕。只有把台湾的现实问题，摆回中国历史的视野之中，将包括殖民经验在内的台湾历史特殊性，视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才有解决历史认识与认同困惑的可能性。

历史教育与课纲争议的出路亦是如此，绝不是跟着蓝绿跳进政争之中和稀泥。做为中国历史有机组成的一部分，若是简单、肤浅地理解台湾历史经验，忽视其中的复杂性，很容易就误入“亲日／反日”、“独派／统派”、“本省／外省”、“绿吱／蓝蛆”（台湾网路“乡民”对民进党与国民党支持者的戏称）等二分法的逻辑陷阱与认识误区之中。

日前台湾《苦劳网》记者特别走访了复建日本神社的屏东高士部落，根据他们的访谈，当地复建日本神社不只有日本有心人士的介入，部分部落耆老更是以“日本人很照顾我们”、“族人一直觉得神社保佑我们”等“感念”之心支持复建。

但是，相对于此，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在主客观条件限制之下，台湾进步知识分子或是投入反殖运动的先贤先烈，他们很多思想资源都来自于日本，这一点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有类似的经验；台湾许多热血青年，为了参加祖国对日抗战，也是取道日本再进入大陆本土。及至台湾光复之后，许多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台湾青年，也是将日本视为维持进步思想的重要管道之一，进而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下，追求两岸中国人的民族统一与解放。当代台湾社会变革运动几位前辈，例如陈明忠先生，以及已故的林书扬、陈映真先生，同样与日本民间进步团体有着相当密切的合作与连系。

日本殖民经验在战后台湾社会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日本关系之中的进步思想与价值何以不断在隐没，而自我殖民与右翼反动势力的连结何以不断在抬头，历史课纲与教科书的变动或许映照出了部分的足迹，但是幽隐在中国近代史之下台湾社会的心灵伤痛，应该是难以回避的关键。陈映真晚年留下的小说作品《忠孝公园》试图处理殖民经验对于台湾人民的深切影响，他没有给出答案，却指出了这是所有关心台湾问题之士绕不过去的思想难题。

历史教育无疑是塑造青年认同相当重要的途径，因此台湾每每修改历史课纲或教科书时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受教学生的生命与身体经验，同样是形塑他们认同的要素。过去在两蒋时期，由于两岸壁垒隔绝，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只能是被“反共”所割裂的；而在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时期，尽管两岸看似愈趋开放紧密，但台湾人的大陆经验却是以资本利益为驱使动力的，“反共”与“反中”的“普世价值”就自然而然在台湾青年身上一拍即合。

谁也无法否认两岸之间有着文化与血缘的共同基础，但是要跳脱出岛内蓝绿格局下的历史教育争议死胡同，势必还得再召唤出更多共有的历史经验与进步价值。兴许以人民立场为出发点，“东亚”反而是一条可行的思想出路，在被统治机器垄断的教科书之外开辟出新的意识形态战场。

台湾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近代中国遭受的侵略、殖民与半殖民，而台湾地区与朝鲜半岛有着被日本殖民以及其后军事统治的共同经验，与日本之间又有着被美国军事干预与宰制的共同处境，都是东亚民众团结起来争取和平的历史基础，也是建立新史观以面对现实问题的契机。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一直合作从事相关的努力，例如2005年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提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的美好宗旨；2013年出版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代现代史》，则进一步提出了“消除三国纠纷、建设和平”的合作图景。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广邀台港澳地区的进步学者加入编写团队，对于这些地区的历史教育争议都具有解套的启示。

课纲与教科书虽然是政治问题，但历史问题还是得由历史来解决。从历史课纲的争议中，不应该只看到两岸与岛内蓝绿的权力竞逐，应该抛开简单的二分法，更为包容地体察台湾的历史经验、复杂的社会认同与民心向背，将这些沉重却必然要直面的问题拉回思考的视域之中。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这一路以来在史观与认同的纷扰动荡，对于两岸而言，殷鉴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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