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方远】

“对我而言的陈映真”这个篇名在脑海里蕴酿已久，没想到搁到了与陈映真送别之时才落实。

从陈映真2006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期间中风算起，整整卧病了十年，也整整沉默了十年。这段日子，流言蜚语四起，有他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片面宣称已经和他“和解”了，也有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大佬”宣称他被中国共产党“软禁”在北京。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误以为他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比如9月底蓝博洲在北大的讲座上，一位听众起身提问，一开口即云：“陈映真虽然已经过世了……”。在他过世的消息传到两岸三地后，各种恶毒的传言更是不绝于耳，台港媒体说他“客死他乡”、“未能落叶归根”，一位作家发文说“实际上他已经成为统战的人质了”。

台湾友人制作的陈映真纪念海报（李文吉摄）

而这十年，恰恰是我思想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从过去一个“忠党爱国”、言必称大陆为“共匪”的政治早熟者，开始反省、追索被政治与历史迷雾所遮蔽的台湾左眼。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等于是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有的认识。还记得痛苦的开端，是读大学后的某一天回到高中母校，一位老师关心起我的近况，随后从他座位旁的书架上拿出1991年第一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要我回去好好的阅读。

现在回想起来，陈映真为《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文《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应该是我读到他的第一篇文章，“陈映真”这个名字也开始成为我的关注重点。后来我如饥似渴地到处搜罗他的作品，除了已经辑结成套的十五卷本《陈映真作品集》与六卷本《陈映真小说集》（外加一卷《陈映真散文集》），我特别留意他分散在两岸三地不同刊物上的杂文、评论文，以及他为不同作者所写的序文。这些文章尽管主题不同，但内在的逻辑与脉络却是严谨而贯通的，促使世界观正在变动中的我，不断思考着自日据时代以来台湾人民的反抗、白色恐怖肃清对于当下的意义，同时也慢慢地体会怎么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理解我们所处时代与环境的政经结构，当然还包括了外来的宰制力量，是如何制约着中国两岸的前途与发展。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映真本人，但在思想转折与成形的过程中，却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陈映真以他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在一旁不断地推着我往前进。2012年《幌马车之歌》在法律出版社出了大陆版（此前还有台海出版社的版本，但市面上流传不多，少为人知），拿到书的第一时间，我惊讶地发现陈映真所写的序文被拿掉了，书腰上反而多了梁文道与张铁志等人挂名推荐。后来通过管道向出版社询问此事，编辑的回复是：“因为大陆读者对陈映真并不熟悉，所以……”。我并无意给编辑找碴，也没有资格与立场，这个提问大概反映了陈映真对我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那位编辑的说法，也恰恰体现了两岸之间思想的微妙变化，共享着某种拒斥历史与反省的价值观。

陈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李文吉摄）

一个人所发挥的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于思想的巨大拉力，应该还包括了情感的积累与张力。我虽然没有见过陈映真，但是一个又一个在陈映真挚友、“毒苹果”诗人施善继先生（我们都叫他施大哥）家里客厅与餐厅畅聊的夜晚，话题除了作家、咖啡、同志与友人之外，施大哥总有意无意地提起他们一家与陈映真一家的来往，稀松平常的生活点滴，料理、藏书与唱片。看到他面露出的表情，我知道他又想念起了远行的“陈大哥”。我们每次都在施大哥家里蹭到午夜时分，但他总越来越起劲，仿佛他口中的“陈大哥”就坐在我们身边。从他的言谈中，也能感觉到他深深地企盼着有一天“陈大哥”还会回到中和，并按下他们家的电铃。我想，我也是这样在期待着。

今年4月陈明忠先生回忆录《无悔》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会场上见到了久违的赵遐秋老师。在同行友人的引见下，终于第一次见到陈映真的夫人陈丽娜女士，我紧张到忘记开口问陈映真的近况，也忘了要求与她合照。印象深刻的是，陈夫人气色很不错，我在心里也估量着陈映真一切安好。

大部分的人对陈映真的认识来自于小说。有的人认同他的文学，却反对他的政治；有的人热爱他的文学，却避谈他的政治。而我则与此相反，先广泛地阅读了他的政论文章，接着才连续读了小说。如此的接近陈映真之路，绝非刻意的安排，而可能是顺着思想转折轨迹的自然前进吧。

1991年陈映真与林书扬（右）参加五‧一游行（李文吉摄）

2004年秋季林怀民《云门舞集》公演《陈映真·风景》前，陈映真为之写下了“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我认为这段话背后的精神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相通的，也就是文学要“为人民服务”。陈映真自己相当清楚，写小说对于他的作用与意义绝对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飘渺。2004年他在接受香港《文学世纪》的访谈时即明言：“写小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宣传，宣传一整代足以谴责眼前犬儒主义世界的一代人。小说的艺术性就是为我的思想服务。我公开承认我是一个意念先行的作家，我公开承认我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者，我公开认为文学是思想意识型态的宣传，我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

文学／小说是陈映真介入现实、雄辩其思想立场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就如同施善继所说：“只选择阅读陈映真的小说，避拒他的文论，只有管窥难照全豹。可以只读鲁迅的小说，而不碰触他心力交瘁的巨量杂文？”（《毒苹果札记：冷箭》，2011年7月9日）我也认同文学的力量容易让人亲近，但接受文字却又拒绝思想，如何夸谈对于作家的喜爱，又或只能矫情地说出“他的作品价值不应以政治归属和私人生活来评断”之类的话，反而更加证明了陈映真的思想、政治与立场是不可能绕过去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