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徐向前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四方面军中很具代表性。按理说，自从1932年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转战几千里才在川陕一带站住脚，此后又经历了北上与南下的摇摆，四方面军应该也非常清楚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徐向前的这种看法表明，四方面军的部分同志多少有些担心陕北条件不足，所以不能都挤到陕北去，必须另寻出路。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陕西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河西走廊与青海一带是马家军的天下，宁夏也在马家军控制之下，东边的山西是阎锡山，尾随红军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实力更为强大。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情况下，红军的力量显得十分弱小。因此，中央希望三大红军主力能够在陕北齐聚，互为犄角之势，在军事上就会处于更为主动的有利地位。

张学良（左三）

而且，日本在华北动作越来越大，中日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一旦战争爆发，国民党军不是日军敌手，华北成为沦陷区，自然会成为敌后地带，有利于红军建立抗日根据地。

但四方面军的部分同志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首要任务是西进，取得苏联援助。因此，在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方面军和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当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西征的意见分歧尚无最终定论的时候，四方面军决定单独西进。

西进并不顺利，就在四方面军渡河时，国民党军关麟征部半渡而击，将四方面军分割为已经渡河的2.2万人，和剩下的不到两万人。最后只能由已经渡河的2.2万人孤军西征，剩下的二万人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及其他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后来回忆中都提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民情无法适应。西路军在当地很难与群众建立像在鄂豫皖和川西北根据地那样的鱼水关系，无法得到群众的充分支持。很大程度上，西路军的失败即与此有关。

反观一方面军所在的陕北，之所以能够迅速站稳脚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刘志丹等人率领的陕北红军的长期斗争和宣传，陕北群众对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都是熟悉而且支持的。

但由于陕北红军力量相对较小，对根据地的控制能力不足，还有许多地方仍然由国民党军占据，红军只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山区活动。所以红军的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并未在陕北所有地方大张旗鼓的实行。红25军的到来加强了陕北红军的军事实力，中央红军到来后，红军实力更为强大，迅速将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扫除，使原本比较分散的根据地连接起来，也就有条件实行红军的各项政策，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了。

也就是说，陕北虽然自然条件并不好，人口也不多，但相对而言，群众基础要比四方面军曾经占领过的地方好很多，也就更容易站住脚。

毛泽东与根据地建设

对于红军这样的军队来说，如果说红军是种子，群众就是土地。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收获不同的果实，同样的种子也不可能适应所有不同条件的土地。红军也一样。既然是红军，当然都清楚群众的重要性，但要找到适合红军扎下跟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却并不容易。

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都曾试图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带建立根据地，但最终都放弃了，除了自然条件艰苦，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群众基础。四方面军曾在川西北建立过根据地，并曾一度连续取得胜利，扩大了土地面积，但最终仍然不得不撤离，除了敌情变化的原因，群众基础同样是主要原因。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就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曾经渡过黄河东征山西，但并不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阎锡山在山西长期经营，根基较深，山西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都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无法生存。

在一定意义上，自从离开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寻找适合他们生存的群众。也就是说，长征之路也是红军重新寻找群众之路。最终，仍然是中央红军率先在陕北找到了适合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土壤，并且深化了当地的根据地建设，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央红军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生存和发展，对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认识得更深。这是因为毛泽东最早在中央苏区提出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和他提出的群众工作路线，根据地建设就谈不上。

红军要不要承担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工作，也是红军创立之初，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一度与朱德、陈毅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才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红军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而在朱德和陈毅看来，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只有打胜仗才能扩大根据地。

群众工作与红军打胜仗，究竟哪个更优先？这看起来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红军在长征时期失去根据地，失去稳定的群众基础，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的红军，也在长征之路上屡屡遭遇重大失败，不断减员，乃至出发时八九万人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了不足一万人。血的教训足以说明一切。

但中国革命又是幸运的。虽然在长征初期经历了重大挫折和失败，但在遵义会议上，痛定思痛，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得到了承认，中国革命又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陕北虽然不富饶，但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力量重新走上了正确的根据地建设道路，也就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抗战开始后，陕北的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了日寇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些根据地的滋养，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席卷全国，建立新中国。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一边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一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般而言，根据地多数依托山地建立，但除了自然条件，最重要的还是依靠群众的“人山”，这当然不是指某些人杜撰的所谓“人海战术”，而是指群众的支持。

是否发动群众参与，正是共产党所说的全面抗战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根本不同之处。今天经常有人说，论持久战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国军中也有许多将领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比如李宗仁、白崇禧，就明确提出过。

但毛泽东的持久战与国民党将领们的持久战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是要将抗日战争同时变成一场民主革命，在基层打破之前的封建社会组织，压制地主阶级，帮助建立妇联、农协、救国会等各种群众组织，将群众组织到新的基层组织中来，同时用党的基层组织来领导这些组织，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革命，让千百年来被压迫的普通农民变成抗日的主体，也变成基层社会组织的主体。在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改造的基础上，再建立各级抗日政权组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才将各抗日根据地称为抗日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区别于国民党领导下的一党独裁、对人民群众残酷剥削压迫的政权组织。

在这些根据地，虽然没有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但却本着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同时鼓励支持抗日的民主爱国人士积极参与各根据地的民主抗日政权。这样，让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敌堡垒。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抗日战争变成了一场亿万觉醒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因此，共产党领导下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不仅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更是一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也许是因为现在条件好了，与过去的艰苦条件反差特别大，因此许多人说起长征，提的最多的往往是革命者个人如何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种精神固然重要，也值得钦佩、发扬，但恐怕并非长征对革命者最大的启示。

石达开转战时，如果没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或者没有某种信仰，恐怕也走不到大渡河边。蒋介石看不到红军与石达开的差别，心心念念要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却一次次落空，为什么？

不妨举个古希腊神话的例子吧。巨人安泰俄斯是大地母亲盖亚的儿子，每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就能够获取无穷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但最后，在与赫拉克勒斯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过头顶，使他双脚离地，无法从大地获取力量，从而杀死了他。

在笔者看来，长征对共产党和红军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构成的土地上，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战胜一切敌人，一旦离开群众，共产党和红军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个启示对今天的共产党来说，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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