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自一年前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来，中央红军第一次得到了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根据地之于红军的重要性，在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年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在雪山草地的自然困难面前，备历艰辛的红军体会尤深。多年之后，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仍然会回忆：离开根据地之后，红军就处于无后方作战的状态，为长征带来极大的困难。

没有根据地意味着什么

在作战时，军队都要区分前方与后方，前方负责打仗，后方负责筹集后续兵员、粮草、弹药、服装等后勤补给物资。可以说，后方供应的成败往往直接决定前方战事的发展态势。正因此，历史上一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劣势一方能够取胜，经常依靠的就是偷袭敌人后方补给基地，使敌人供应断绝，被迫撤退。著名的官渡之战便是如此，曹操与袁绍在长期对峙中拼消耗，最后曹操通过突然偷袭袁绍的后方物资集中地乌巢，从而一举扭转战局。

红军面临的无后方作战就意味着，他们行军打仗所必须的物资都没有着落，没有固定的来源。

红军与旧军队不同，不给指战员发饷，但与旧军队相同的地方是，红军指战员也是人，必须吃饭、穿衣。尤其是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因为事先准备不足，也没有长期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准备，因而携带的物资极少。在湘江战役中，为了抢渡，又被迫抛弃了一部分物资。因此，到贵州、云南一带时，云贵高原已是冬季，而红军指战员仍然没有棉衣，只能穿着单衣在高原的冬天行军打仗，长途奔袭。

更重要的问题是人。

首先是兵源。红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经过政治教育后可以争取一部分参加红军；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地的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这两方面的补充才使红军从井冈山时期的两三千人一直发展到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五六万人。

在长征开始前，中央甚至提出扩红十万的目标。虽然最后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经过多方面努力，仍然在短时间内将红军的规模扩大到了近十万人。不过，由于新参军的战士未能来得及训练就被单独编为一个军团，结果在战斗中迅速减员，经过湘江战役，所剩无几。

在长征开始后，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存在了。俘虏敌人需要打歼灭战，可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就改变战略战术，尽可能避免与敌人硬碰硬，也就谈不上对敌人打歼灭战，自然难以俘虏敌人官兵。因为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所经过的地方虽然受到群众欢迎，但毕竟是匆匆来去，尚未和当地群众建立鱼水深情，红军就又要在敌情变化压力之下被迫离开，当然无法吸引多少当地群众参军。

因为没有根据地，红军也就缺乏稳定而安全的后方医院，来为战斗中负伤的伤员提供治疗和恢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对红军来说，负过伤的干部战士都是宝贵财富。负过伤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战斗经验，因此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可能会是骨干力量。不少红军将领都曾负过伤，在后方医院疗伤。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概要数名将粟裕，他曾多次负伤，中央苏区时期也曾负过伤，正是在后方的红军医院进行治疗和恢复的。

而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长期转战条件下，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在长征中，轻伤员尽量带走，重伤员短期内无法恢复，只能就地安置到群众家中。秦基伟将军在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转移时，就因为负伤而被安置在群众家中。但他清楚，留下的结果要么是被敌人抓住杀死，要么就是脱离革命队伍，所以他稍微好一点了，就赶紧去追队伍。

战争年代的秦基伟

长征过程中，类似情况造成的减员不在少数，多数只能被迫脱离革命队伍。贵州、云南、四川一带都有经历相似的人，他们跟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艰难转战，却因为负伤不得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国民党军进入苏区，就会变成聋子、瞎子，只能被红军牵着鼻子跑，等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疲惫不堪，红军再突然发动攻击，将敌人一举歼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苏区的群众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而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军。所以，根据地群众会将掌握到的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红军，而国民党军却无法通过群众获取丝毫红军的消息，自然变成了聋子、瞎子。

长征中的红军所到之处，遇到的情况虽然还不像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那么悲惨，完全变成聋子、瞎子，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获取敌人动向的信息显然不如在中央苏区根据地那么及时、迅速。

纯粹依靠一些军事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得到的敌情常常会出错。比较著名的当属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刚重新得到红军指挥权指挥的土城战役，因为敌情信息错误，使原计划中的突袭战变成了久攻不下的攻坚战，而且敌人的援军还在不断赶来，红军的伤亡持续增加，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胶着之下毛泽东被迫决定下令红军全线撤退，与敌人脱离接触，保存力量。

寻找新根据地的漫漫长路

当时的中央虽然由“国际派”把持，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比较教条、僵化，但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还是知道的。他们最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之下已经不可能再扭转困局了。放弃苏区进行转移，是为了寻找新的根据地，而不是因为根据地不重要，或者说他们不明白根据地的重要性。

离开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是到湘西去与贺龙、肖克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但红军的战略意图很快被国民党识破，沿途层层拦截阻击，到湘江之战后，红军大幅减员，已经失去了与国民党军硬碰硬的能力。随后，国民党军又在一方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口袋阵，坐等中央红军来钻。更重要的是，二、六军团当时在湘西的根据地条件并不好，全军总共一万余人，而且缺乏大运动战的经验和能力，只能以游击战为主，对中央红军的战略策应能力不足。并且，湘西自然条件要比中央苏区差很多，少数民族众多，敌情复杂，二、六军团自顾尚且不暇，无力接纳庞大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

因此，在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案，转而寻找战机，北渡长江，与此时已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四方面军会合。为了摆脱敌人的尾随追击，中央红军先后四渡赤水，突袭贵阳，威逼昆明，从而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计划和部署，才争取到北渡长江的机会。之后，又翻过雪山，终于与四方面军会合了。

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和机关人员总共不足两万人，四方面军约五万人，两个方面军总共近八万人，以当时川西北根据地的条件，也无法供养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机关人员。红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

张国焘给出的方案是南下，利用四川军阀林立，大小军阀之间长期混战的矛盾，占领四川，作为根据地。而中央认为，红军的出路应当是继续北上，到陕甘宁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找立足之地。经过斗争，最终达成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的决定，但在过完草地之后，张国焘突然裹挟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南下，以武力为后盾，强行解决战略方向的分歧。中央红军和中央被迫连夜出发，单独北上。

由于一部分中央红军被四方面军裹挟南下，北上经甘南、甘肃到达陕北的仅约7000余人，中央红军的两个主力军团一军团和三军团也合并，改编为陕甘支队。到陕北后，又与陕北红军的3000余人、先期已经到达陕北的四方面军别部红25军的5000余人合并，重建了红一方面军。经过直罗镇战役，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从而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这样，转战一年有余、行程二万余里的长征才算结束，漂泊已久的中央红军才又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充当后方的根据地。

一年后，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在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陕北聚齐，陕北成为继中央苏区之后的又一个革命中心。

与一方面军分手后，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向四川扩张，但不久后即遇阻，于是重新回到川西北，接应从湘西一路转战至贵州、四川的二方面军北上，准备会师后再联袂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会合。不过，四方面到甘南后，就驻足不前，张国焘又和一方面在西征还是北上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时任四方面军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分析了北上的困难，其中的理由之一是，陕北是干旱地带，物产欠丰，人口稀少。陕北根据地内当时总共才40万人，要供养二万人左右的一方面军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全军北上，再加六万人，对陕北而言，实在难以支持。而他们当时所在的甘南，还有80万人，也没有陕北那么干旱，至少物产要比陕北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