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苏纳克作为首相干得不算很差：伦敦与欧盟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爱尔兰的贸易僵局；他超额完成了将通货膨胀率减半的目标，通胀率已从他上任时的11.1%降至2.3%，不过这主要归功于英格兰银行；英国刚刚走出浅度衰退，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了0.6%。NHS的等候时间仍然很长，尽管已经有所下降。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有所增加，尽管苏纳克全力推动的“卢旺达遣送计划”已经准备好在7月起飞。

这些政绩或许是苏纳克选择放手一搏的底气，虽然在更多人看来，这些举措对改变大势来说已于事无补，更多只是苏纳克为首相生涯留下的“政治遗产”。

“不是说苏纳克的工作能力很差，几乎可以肯定，他比任何潜在的替代者都要出色。问题在于，他的工作是领导保守党。”彭博社如是评论。这个烂摊子，就算是丘吉尔复生怕是也料理不来——巧合的是，丘吉尔也是被一场在夏季举行的大选赶下台的，而且投票日是1945年7月5日，与2024年大选只差一天。近80年来，英国就只有这么两场夏天的选举。

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14年的保守党统治，给英国带来了什么

截至目前，保守党已经执政14年。算不上很长（1979年至1997年，托利党执政18年），但也不短（1997年至2010年，工党执政13年），符合平均数字。只不过，该党的政绩或许够不上平均分。

“在保守党执政14年后，似乎一切都一塌糊涂。公共服务摇摇欲坠。救护车不来了。家庭被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压得喘不过气来。”工党领袖凯尔·斯塔默在竞选广告中宣称。虽然用的是竞选语言，但绝对不是夸张，《纽约时报》也承认：

根据最近的YouGov民调，2019年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中，只有43%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投票给该党……这部分是因为对英国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对家庭造成了沉重打击。在保守党政府多年的紧缩政策下，医疗和教育系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正在崩溃。

“14年的保守党统治给英国带来了什么？”《纽约客》杂志写道，“生活水平下降了。这个国家因不断上演的政治戏剧而疲惫不堪……这是被损失和浪费掉的几年。英国尚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根据一项估算，与危机前的收入增长速度相比，现在普通工人的年收入减少了1.4万英镑——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工资增长最糟糕的时期。”

“你们可以争论不休，但我们的家庭收入显然低于法国、德国或荷兰。”前卡梅伦政府大臣大卫·威尔莱茨承认，并解释说，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最富有的20%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过去14年的影响——这使得他们确实难以理解保守党带给了英国何等损害。“政策调整的负担，几乎全部由英国人口中较不富裕的一半承担。”威尔莱茨说。

在如今的英国，大约有250万人每天依靠食品银行的赈济度日。NHS今年早些时候的数据显示，每20名患者中就有一人必须等待4周以上，才能获得医生预约。2010年至今，英国的婴儿死亡率上升，儿童生长放缓，佝偻病也死灰复燃，成为欧洲国家中的异类。2011年至2023年间，NHS开出的抗抑郁药处方几乎翻了一番。

“保守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公共服务到我们的预期寿命，再到我们的国际地位——但它所破坏的比它创造的要多得多。”立场偏左的《卫报》毫不留情地抨击道。

保守党辩解称，如今的局面主要应归咎于俄乌冲突等外部不可抗力，该党已经竭尽所能，换成别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英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图为运送英国军事援助物资的飞机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图自IC Photo

这话有一些道理，但历史和政治都不容假设，更何况在很多方面，例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保守党政府实在做得太差了。2021年1月，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英国的新冠死亡率一度为全球最高；截至2022年7月，死亡病例超过了20万例。

“疫情揭示了英国国家的真相。”《纽约客》写道，“有一些亮点……然而，更广泛地说，病毒揭示了疲惫的公共服务，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口，以及一个比人们想象的更不称职的政府。”

“在2020年1月和2月，公务员们都在说：‘我们是世界上准备最充分的国家。我们在大流行病方面很出色。’现实是，一切都崩溃了。”

如今，随着在野的威胁迫在眉睫，保守党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该党领袖的频繁更迭证明党内的团结和纪律早已荡然无存，执政时尚且如此，下野后内斗会激烈到何等程度，实在难以想象。彭博社就分析称：

事实上，保守党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政党，不如说是交战派系的集合……目前唯一的共识是，一场争夺该党未来的激烈内战迫在眉睫。

就决策表现而言，保守党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垂死的政党；而从统计学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垂死的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该党有280万成员，是欧洲最大的党派之一；到80年代，党员人数仍然有130万。但两年前，当保守党党员投票选举党魁、从而决定首相人选时，选票总数只有14万张。民意调查发现，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30岁以下的英国人很少有谁打算投票给保守党。

已经有分析人士担心，英国保守党可能会像加拿大进步保守党，或者英国自由党一样，就此一蹶不振，沦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摆脱中国”，谈何容易

与人们对工党的巨大期待相比，工党实际提出的政见少得可怜。在斯塔默的领导下，工党摈弃了科尔宾的左翼政策，回归“中间道路”，同时对其他一切都含糊其辞。该党对英国脱欧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对自己胜选后的税收和支出计划也模棱两可。

工党曾宣布将每年向绿色项目投资280亿英镑，但最近收回了这一承诺。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甚至给选民泼起了冷水：她在最近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将不得不进行支出审查，并且无法排除削减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很明显，如果我们真的赢得选举，工党政府将继承的遗产将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她说。“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们无法立即扭转局面。”

“这将是一场令人沮丧的竞选。这场看似变革的选举将很少有变革的细节，也很少有时间来讨论获胜者将面临的、真正艰难的政策选择。两党都将提出难以令人信服的税收和支出计划。”《金融时报》评论道。

英国选民的失望溢于言表。5月初的YouGov民调显示，49%的选民“几乎从不”相信英国政府会将国家需求置于本党利益之上，73%的选民认为英国政党并不真正关心民众诉求，40%的选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认为“工党和保守党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报告还显示，56%的选民认为苏纳克是“不合格”或“糟糕”的首相，而对斯塔默持相同预期的选民也达36%。工党的高支持度与其说是因为其政策，不如说是因为人们讨厌保守党。

“选民应该得到更多，而不是在坏的和更坏的之间做出选择。”《每日电讯报》副主编卡米拉·托米尼感叹。

对于大家都很关注的对华立场，工党目前的表态也不乐观。

去年9月，斯塔默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说，在贸易、商业和技术方面，英国需要“摆脱”中国，“我们需要绝对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安全问题，以及间谍和干涉等问题”。

2024年6月13日，工党领袖斯塔默发布工党竞选宣言，为7月4日的大选造势。图自IC Photo

今年3月，影子内阁亚洲事务大臣凯瑟琳·韦斯特在作为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后告诉《卫报》，她提出了工党对中国“干涉英国民主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下届工党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清晰和一致的态度……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国家安全以及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

影子内阁卫生大臣乔纳森·阿什沃思称，如果工党赢得大选，将对英中关系进行“全面审查”。

今年4月，影子内阁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阐释工党外交政策，称工党政府将认真对待“中国的安全威胁”，将采取“同时挑战中国、与中国竞争并酌情与中国合作”的方针。

“工党的对华态度在很多方面与保守党如出一辙。因此，即使工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中国政府也不能指望中英两国关系重启。”《日经亚洲新闻》称。

可是鹰派如拉米，也不得不强调：

“我们也认识到，英国在符合我们利益的地方与中国接触很重要——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贸易还是全球卫生方面。”

韦斯特也表示：

“未来的工党政府将在符合英国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和中国的接触，亮明英方在气候危机方面开展全球合作的决心，并履行支持英企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合作的承诺。”

这种“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态度，《经济学人》杂志早就看穿了：

“反对党工党声称要摆脱中国，但却难以做到……无论谁在英国掌权，都难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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