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2013年12月，《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美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会扣押中国相当一部分海外资产，这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美国遭受损失，但是中国的损失肯定更大。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为什么调整？有两个目的：

第一，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不能有2万亿的净资产，但是投资收入年年是负值。这是资源的错配，必须要调整，而调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降低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占比。

第二，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美俄冲突告诉世人，不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会被没收，富豪的资产、哪怕是美国的朋友的资产也会没收，所以如何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海外资产可以分成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对于现有的海外资产，也就是已有的体量，调整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所能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多。对于已有的海外资产存量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比如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过去担心美元贬值，外汇储备的币种要分散化；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俄乌冲突之下，分散化的意义不是很大，但这依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中国还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比如说对中亚、特别是对阿拉伯油田，可以采用股权投资，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可以把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作一种遏制措施，让美国不敢没收中国的海外资产？对于这一点，我们千万要慎重，很多所谓的海外投资很大程度是我们自己的投资，而且能够到中国来投资的海外的国外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恰恰是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人士，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

第四，用技术手段，IT技术、数字货币等等，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办法是大家可以想的。

数字人民币资料图。新华网 刘文静 摄

刚才我讲了对于存量而言很多事情是木已成舟，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但在流量层面，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要正确理解和落实双循环的战略思想，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可以考虑的政策调整包括：

第一，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我们长期保持大量的对外贸易顺差，对中国来讲这样的政策在过去是好的；在中国目前这种政策需要调整的时候，减少贸易顺差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国内内需，内需不足企业就会出口，怎么能使中国有非常强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等问题，从短期来看当然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第二，尽快取消残存的出口政策。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创汇经济，很多政策为了刺激出口，但现在这样的政策过时了，需要调整，要考虑取消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

第三，要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我们没有足够的油库、粮库，就要去盖。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中国是十四亿人口大国，中国应增加对粮食、能源的进口。

第四，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地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有的是不可抗拒力因素导致没法履行，但是能够履行的，一定要履行。

第五，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为了用掉外汇储备，我们只能维持贸易逆差。通过增加进口和用掉多余的外储，特别是把这样的政策调整同执行中美贸易协定结合起来。

第六，实行浮动汇率政策，我们要坚持这么做，坚持汇率浮动，要坚持干预市场，适应维护市场稳定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

瑞·达利欧教授强调要保持一定的资本管制，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从他的角度都认为中国不能放弃资本管制，更何况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抑制热钱的流入和资本外逃，这样可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不利影响，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第七，增加海外投资形式。通过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也是一个调整的方式，但是由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之后，美国可能会围堵我们，这条路走得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要走。我们大量海外投资去向不明，应该明确海外投资的家底，明确之后的方向。

第八，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是要小心债务陷阱。国际收支要尽可能平衡，海外资产负债尽可能平衡，不要有过多、过度的美元资产，资产负债平衡要有反制能力。中国尽可能不当债主，我把钱借给比我厉害多的债主，他有可能不还账。当债主，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十分尴尬的。

（本文根据发言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