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与美国高层的冲突

苏联人想火中取栗，但美国人才有更多的利害关系。石油、外交联盟、无数援建公司、几万名驻伊朗公民……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策过程。在美伊外交里至少有三方：巴列维政府、美国政府和大使。没错，前方大使和后方的总统、国务院以及著名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意见总是很难一致。当然，他们首先关注如何捍卫美国利益，又要兼顾已经高举起来放不下去的人权大旗。他们一边要求巴列维继续改革，一边出谋划策如何稳定局势。大使做了细致的工作，接触各方人士，甚至尝试接触霍梅尼的人。国王却没有城府来处理这样的现代危机，瞻前顾后，张弛无道，一会儿开枪镇压，一会儿开放党争，令反对派越来越大胆，各种势力都加入反国王的同声大合唱，连世俗左派也以为霍梅尼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

而撤侨的最大问题在于：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你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撤。几万美国人和无数机构，不是说撤就撤的。美国人为如何判断局势大费脑筋。布热津斯基始终认为，采用军事镇压是最后一张可以稳定局势的牌。大使则觉得美国后方领导总是想当然，不能即时回应自己的请示，还屡屡责怪自己擅自行动。

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正在同时处理几件国际大事，一是在戴维营会议为埃及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艰苦谈判，一是与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还要处理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恰如今天的中国日理万机。最高层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大事上，以至于常常不能即时回应前方大使的紧急请示。布热津斯基考虑宏观层面的大国利益，沙利文是一线工作者，考虑很多具体问题。他说只要到伊朗看一看，就知道局势有多么混乱和悲观，需要即时的判断。一个请示如果一周后才得到回复，那就失去了请示的意义。可是本国的命令是要他不可以表现悲观。所有人都在事后才发现一件多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看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文，布尔津斯基与巴列维的信息交流就一个意思——

布：嗨，我很想让你当机立断搞那个（军事镇压），但是这话不能由美国说出来，得由你自己做决定并承担责任。但无论你做什么美国都支持你。

巴：嗨，谢谢。但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要我搞军事镇压？能不能说明白点？我也想搞，但我就想听你们美国人亲口说出来。

可惜沙利文大使好像不明白布热津斯基的意思，在回忆录里一味责怪白宫的指示不明确。说时迟那时快，时机转瞬即逝，革命如推墙，巴列维先逃了。接下来两年间的故事，是霍梅尼的保守教派如何血腥清洗了自由派、左派、传统伊斯兰派、伊斯兰社会主义派，建立起史无前例的伊斯兰神权宪政国家，中间还利用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大肆打压国内对手。有趣的是，沙利文还曾回忆，1978年中国面对伊朗也产生了决策难题。因为国家主席华国锋原计划访问伊朗，去还是不去呢？沙利文认为，中国人从联美抗苏考虑决定支持巴列维，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失算。不过从国王出逃开始，沙利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撤侨了。

他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直在调查形势，出谋划策，并且婉转提醒前来拜访他的美国人准备撤离。美国人陆陆续续撤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万多人还在观望。

很多美国人是抱着暂避风头的心态离开的。但是到了1979年12月，沙利文不得不告诉美国公民，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可能就永远别想回来了。美国人都大吃一惊。

当沙利文和美国武官被骚乱武装包围在地下室的时候，正在开会的布热津斯基连续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策动一场军事政变以掌握伊朗政权，他再也忍不住地愤怒了，直接挖苦对方。但美国武官还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做出回答：政变成功的几率是百分之五，而且一旦失败，美国人就是伊朗人的死敌了。

俱往矣。看看二人照片，也多少能感受到理论家出身老谋深算的布热津斯基与军队出身风风火火的沙利文风格之不同。

布热津斯基

青年沙利文

美国撤侨往事

沙利文先“托关系”把自己和使馆人员救了出来。

中国人的也门撤侨被看作充满了中国特色，比如在混乱的地方如何通过“托关系”来做成事情。据观察者网新闻报道：“入港时机确定之后，要顺利入港依然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也门战事升级，亚丁港也成为交战区，很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安全都拒绝工作，而船要入港需要港方许可，并提供引水（即港内水域的领航）等必要服务。这一切条件似乎都不具备，有可能造成撤离人员集结后船只无法入港，相当于把撤离人员置于险境之中。（指挥员）姜国平说：中国驻亚丁总领事找到了亚丁的省长，托了关系，他跟省长比较熟——这次省长有个亲戚还随着我们547舰（临沂舰）撤出。所以，他算帮了省长一个忙，省长也帮他一个忙，就把这些人找齐了。”网友喜称这是妥妥的“走后门”。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把“托关系”写进了报道（Rescue Mission in Yemen Proves to Be Boon for Chinese Military’s Image）：

其实美国驻伊朗大使一样要走后门，灵活运用各种关系。在被骚乱武装包围的时候，他电话求助亲美的伊朗部长雅兹迪。雅兹迪带着一队人马来大使馆。他们和激进派武装毕竟是同族，互相吵吵嚷嚷，总算把大使馆人员放了出来。大使适时冲到包围者中间的阿亚图拉（穆斯林高级神职人员）面前，和他握手，令阿亚图拉措手不及只好热情相待，还答应让圣战队员保护使馆成员。这位雅兹迪数年前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直言伊朗很难成为伊斯兰式的中国，因为缺少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发展、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三要素。对，他说的是中国。

在撤侨中，美国人表现出了“美帝国之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以色列人在伊朗成为众矢之的。沙利文回忆：有三十二个以色列人临时要求登上美国飞机撤离，沙利文果断挤下三十二位美国乘客给以色利人让座。但以色列方面来了三十三个人，这时一位美侨主动让出了座位。英国人则在波斯湾利用测量船帮助撤退伊朗南部的美国侨民。我们在也门为巴基斯坦等国侨民无偿所做的，看来英美人也做到了。

最精彩的桥段发生在沙利文自己的撤退过程中。让我们回顾一下《逃离德黑兰》里那位帅酷的特工，他让六位被困使馆人员化装成电影摄制组逃离伊朗。电影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沙利文撤退大半年之后——伊朗学生扣押美国使馆人员做人质，美方派出特工营救。主要情节取自美国CIA特工门特兹的回忆录，但编剧多少从沙利文那里借取了一部分素材。

首先，沙利文请回自己的老部下、安全事务官迈克·库格林负责撤退事宜。不知道库格林是不是很帅，沙利文称他很勇敢仗义——“出于友谊，自愿前来德黑兰，他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板有办法……他为我的离开作了精心策划，有意露一手。”怎么露一手的？原文引用如下：

“在我预定离开的前一天，迈克布置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预防措施。他认为雅兹迪派给我的保镖小组不可靠，担心他们同敢死队有关系。因此他派他们先赶到机场探明跑道是否安全，有无潜伏的歹徒企图阻挠飞机起飞。他最担心的是，飞机下边可能埋伏着配有萨姆7型手提防空火箭的敢死队员。迈克给保镖每人发一架装有使馆保密频率标准晶体元件的步话机。

他随后集中精力组织车队，准备在宵禁时间内穿过市中心急驰机场。他执行这一行动计划主要依仗我们那位可靠的屠夫带领的圣战队员。这位屠夫现在同美国人员的关系搞得很好，愿尽全力保卫我们。他弟弟是伊朗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拌跤队队员，迈克通过他招募了一批摔跤选手，给每人发一挺乌吉型冲锋枪，略加训练后，编成一支特工队，让他们坐在无窗的面包车里，偏在车队后边。他在车队中间配了几部有装甲的车子，拱卫我那部被海卡兹称为“坦克”的重型黑色克莱斯勒牌轿车。尽管这样，迈克仍不让我乘坐那辆车，而让我坐在其后的一辆软小的雪佛莱防弹车里。

他自己则坐在克菜斯勒牌矫车右后座上，这是大使通常坐的位置，是任何刺客的主要目标。

清晨两点钟，车队驶出使馆大门，消失在实施宵禁的寂静夜里。我们疾驰过市中心，向右拐到当时还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大道上直奔机场。这条路必经德黑兰大学门口，那里是最激进分子的大本营。

我们快到德黑兰大学时，发现那里设有检查站，道上横着路障。守卫路障的全副武装人员拦住车队，要检查车子。坐在开道车上的屠夫向他们交涉，出示圣战队的种种证件，证明他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然而对方不买他的账，硬是要检查。

这时，迈克把满载摔跤选手的面包车调到前边来。他早有准备调换了车队使用的步话机中的须率元件，使其频率不同于先去机场的保镖队的步话机。前边同路障守卫人员争吵时，面包车趁着夜幕从后边绕上来，车门悄悄打开，摔跤选手们提着冲锋枪蜂拥而出。屠夫的弟弟一伙上前与路障守卫人员软磨硬袍纠缠之际，其余车辆悄悄向西开去，很快消失在黑夜里。摔跤选手的面包车在我们到达机场前赶上了我们。事情办得很顺利。”

《逃离德黑兰》最惊心动魄一幕发生在机场。美国人登机后，手舞AK47步枪的伊朗人开着皮卡狂追已经开始滑翔的飞机。当然，没追上。当然，这是虚构。波音747的发动机噪音就可以把追赶者给震死。但是沙利文在飞机下确实遇到了惊魂一幕：

1979年4月6日晚，当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德黑兰局势略告平静，美侨已全部安全撤离。机场也暂时恢复了秩序。但是一个机场被几股不同的“革命势力”把持，客运处、海关和行李装卸处至少有三个革命委员会行使职权，无法弄清到时谁说了算。控制跑道的革命委员会是一批敢死队员（属于世俗左派政治势力的武装——笔者注），他们曾参与袭击美国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