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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战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关键字: 朝鲜战争美国朝战研究美国中心论东方主义朝鲜半岛修正派西方中心派,即正统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六十多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的“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的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例。47这也是奥巴马为何坚持认为美国赢得了朝战的学术背景。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多少都有此种倾向,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奇。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如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如此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48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手,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49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50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的“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是否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心理。
在西方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 所著《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本书编者塔克还在宣称,志愿军在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迷,“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7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铸成其大错(第104-107页)。51不仅如此,这部“百科”针对美国的盟国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描述对韩国军队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五次战役(运动战)期间。应该指出,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52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 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Allan R. Millett) 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即军事科学院1988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史》。53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忽略”。笔者就此问题数次询问一些美国学界和军界人士,对方要么不置可否,要么无言以对。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在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54一位中国学者曾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但在出版社审稿时却遇到种种阻力,书稿多次被评审(reviewers) 否决。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得知这部已被“枪毙”的译稿,据理力争后使之“死而复生”,55由此深感美国出版界的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如果不是种族因素的话)的种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为基础的。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的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西方眼中的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因此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串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热炒所谓“身份认同”问题,中国背景的学者在西方出版界想“洁身自好”,即格守专业性和维护个人尊严,并非易事,程度不同的、自愿或被迫的“西化”或“美国化”在所难免。然而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六、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似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三卷集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2011年的修订版为两卷集),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此外,九十年代初在丹东落成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的主要观点(卡明斯)基本一致;即便是美国朝战研究的主流派,近年来也多少认同了朝战起源“多样性”的论点。56 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逐渐开放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完全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并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凸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伏笔。57
有鉴于此,避免过度依赖、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折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和方向;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的关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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