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任何一种形式与规模的共同体，其形成的基本目的可以被理解为最大可能地谋求幸福。而随着不同共同体的扩大、叠加与互动，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也必然愈发复杂。某个共同体谋求的幸福，可能会以另一个共同体遭遇不幸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公益”(common good)的实现则成为考验不同共同体整合多种复杂权力关系能力的重要准则。能否实现更大共同体内的公益，则成为决定共同体规模及其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各种权力关系的双方，实际上都参与到这种共同体关系的塑造中。

当然，在任意一种确定的权力关系中，权力双方必定会占据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辩证法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具体权力结构中的主从、强弱、大小的关系。具体来说，权力出现及其网络化、复杂化的前提，是人们建立一个更大、更富足、更稳定共同体的意愿与维持这种共同体稳定性的物质局限之间的辩证关系。

由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展开既具有时间性，也具有空间性。个体的人，必须在某种特定空间中才能与他人发生有意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所需要的互动本质上就是信息以不同形式来相互传递。这种传递，则是任何共同体的时间维度。同时，共同体所依赖的空间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想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空间都来源于某种物质性的基础。

例如，家庭、部落关系诞生的前提，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块共同土地上的居住。宗教意识形态的联系基于某种形式的对共同信仰的知晓。道路、交通工具，乃至今天高速信息网络的建设，本质上仅仅是信息从一个物理空间传递到另一个物理空间的时间被压缩，共同体建构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维度，至少至今为止，并未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

共同体建构的时间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同体在空间上能够延伸的最远距离，以及能够容纳的最多人口。这个时间属性同样可以被理解为物质性的信息传递的效率。从军队的调动，到货物与货币的交换，再到人口的迁徙，甚至是信仰与认同的建构，均能被还原为时间性的问题。

5月13日，中国北京，巴西总统卢拉（右）与智利总统鲍里奇在中国CELAC论坛部长会议开幕式前聊天。视觉中国

同时，共同体之间权力“深入性”问题，也对共同体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深入性并非一般意义上权力沿着一个固定的制度结构，自上而下地渗透。而需要被理解为权力关系中，主从、强弱、大小位置转换的可能性与流畅程度，以及不同权力网络之间重叠的密度。如，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遍布欧洲的“权力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按照不同原则连接起来的大小不一的共同体。它们或围绕宗教意识形态，或依赖王权，或依靠更小的土地贵族，不断尝试整合不同规模的共同体及其资源，以求按照各自的理想，建设“美好共同体”(communitas perfecta)。

对现代国际关系而言，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标识共同体之间差异的基本单位。但是，从历史与广域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划定共同体边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帝国，毫无疑问也是这种建设更大共同体途径的一种。并且，历史性地来看，国家这类共同体的治权的边界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能完全阻拦其他共同体之间在不同维度、层级上的广泛联系。

大到贸易关系、宗教认同，小到欧洲皇室间的血亲联系、个体的跨国旅行，这些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关联超出了民族国家领土规定的空间范围，但又对各自联系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也具有塑造共同体权力变化的可能性。

相比国际关系所依赖的诸多本质主义概念来说，共同体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动态、辩证的关系下，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交流、融合、冲突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义。一个“美好共同体”必然是在广大的空间与人群中，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公益的持久实现。而这种共同体的塑造，必须建立在对不同规模、不同维度共同体的整合基础上。这种整合需要满足权力“深入性”的条件。

这也需要使得每一个构成共同体的个体能够在共同体生活中被赋能。这种人人成圣、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想是“美好共同体”最理想的状态。而既然建设“美好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人们形成权力关系的根本目的，那么任何一种共同体的解体，则可以被认为是它背离这一保证的政治结果。与之相对，共同体内的制度构建、共同体的社会变革，甚至共同体的延伸，都可以被视为不同主体尝试通往这一“美好共同体”的主动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构成更大、更深厚、更稳定的共同体;也可能出现不同共同体的崩溃、解体、消失。在这种视角下，国家不再单纯是一种霍布斯式的垄断暴力机器，而是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一种庞大的复杂制度安排。与其将之视为“必要的恶”，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受限制的善。它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其善意，受制于它期望在什么物质基础上，为哪一个共同体，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何种规模的公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而非仅仅是战争调动的能力，作为一种框架，来理解国家行为以及不同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公益的范围，决定了共同体的规模与稳定程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欧洲的世界帝国塑造及其衰落，便有了能与非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的意义。一个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手段的帝国秩序，其善意是有限的，因为它在其所整合的空间中，仅仅在有限的共同体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益。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共同体，则终会对这种有限的公益提出挑战。帝国的衰落，是其对美好共同体承诺背叛的最终结果。

从“共同体”出发的秩序思考，需要我们将帝国这种自上而下的霸权宰治与被宰治者自发的反霸权行动放在一个整体中来认识。这种以辩证法为底色的世界观坚信，秩序显现于矛盾力量的复杂互动中，显现于霸权宰治与反霸权的历史纠缠下，显现于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显现于为了美好共同体而不断探索的自主意识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将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之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共同体的使命，将在这个旧秩序没落与新生力量的壮大中产生。

2024年11月1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博塔弗戈地铁站，一辆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地铁列车驶入站台。新华社

在后一种认识论中，秩序不再意味着世间万物被安排到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其来源也更非一元的。因此，在这种秩序观下，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霸权，更不存在能够支持干涉的理由。在这种秩序观下，发展需要以生产为中心，以推动共同体的自主性能力为目标。这便是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谋求真正自主与独立的政治行动中诞生的，一种以平等、互助、自主、不干涉为目标的新的秩序探索。

这种从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视角出发的秩序探索发现，依赖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性现代秩序，加固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世界体系理论对这种状态的讨论最为深入。它强调，全球化时代这种各国相互依存的状态并不特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劳动分工的结果。这种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均匀分布。

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就依赖这种不均匀状态，对其他一些集团劳动进行剥削。占据体系中心地带的集团，依托其强国家，具有扩大并合法化这种优势地位的能力。相应地，在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或本身就很虚弱，或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逐渐沦为自立程度很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一定会强化而非削弱不同地区间的不平等。在体系中心的国家的霸权会受到挑战，但这种霸权转移式的挑战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内生性的不平等状态。

面对这种不平等的现实，20世纪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案，即在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通过双边以及多边的区域间合作，在促进各国的强国家建设的同时，也谋求区域一体化，进而以团结体的形式，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以及对大国的话语权。既有的诸如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都不同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理想与实践。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将这种方案称为“多中心区域化”(polycentric regionalization) 。它强调，可以通过区域团结尽可能地创造可抵御霸权干涉的空间，并以此实现减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造成的全球性不平等。

实际上，不平等的发展与政治霸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进程中无法超越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尝试构想一种新的构建美好共同体的方案，则必须包含全球平等发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整体性构想。从理念上，这种构想的底线“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

而真正实现这种具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主权国家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秩序理想，则需要冲破国际关系认知中固有的国家边界，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国家、全球的三重维度中，思考并衡量现代化的意义与方向。

纳入了人民这一维度之后，对国家--全球平等秩序的讨论，特别是对不同层面共同体建设的分析便产生了内在的联系。因为，命运不可能只是某个单独领域、某个特定人群、某一时空的，而必然是整体性的人类发展历程。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像一些西方全球治理理论那样，强调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消解国家主权。

承载主权的国家，特别是其建构与强政府的形成是一个多样且漫长的过程。许多亚非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理论构想中的强国家和强政府。在全球发展不平等的条件下，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强国家形成，恰恰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发展的动态进程。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形成强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关起门来，或是像欧洲历史经验一样，通过战争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与整合，然后再走向世界。

相反，中国是在一个由反霸权革命开启的实践进程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互动的同时，进行社会动员与工业化改革，开展自身现代化强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式交往，体现的国际平等互助精神，也恰恰是20世纪亚非世界独立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最为真实的经验。

因此，在这个三重维度之下，“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既应当面对主权国家内部的多样性，也同样需要面对国际层面的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才能真正描述一个以平等、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新路”。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与“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且“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老路”截然不同。中国强调，“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个中国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下，对于发展的讨论便开始具有了普遍的历史哲学与文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