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以来，再度爆发的巴以冲突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场冲突的是非曲直，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为了深入探讨巴以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巴以冲突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全球霸权之间的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记者赵丁琪对中东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殷之光教授进行了专访。

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赵丁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采访与整理本文。

帝国主义霸权与巴以冲突的起源

赵丁琪：对于当代巴以冲突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将巴以冲突追溯到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也有人追溯到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还有人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而您认为当代巴以冲突问题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与欧洲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为什么您会这么认为？

殷之光：今天讨论巴以冲突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贝尔福宣言》，但这是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如若只追溯到这里的话，就不能看到《贝尔福宣言》背后的非法性。但是我也反对将巴以冲突的起源追溯到两千年前，否则这一叙事就会陷入到以色列的话语陷阱中，相当于间接承认了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天赋权利。

在我看来，巴以冲突问题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这里牵涉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向外扩张的高潮。因为在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能够有效地在全球土地上移动。他们开始广泛地在非洲扩张，并且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领地感兴趣了。

而在非洲的扩张和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内部原先在1815年之后形成的所谓的维也纳体系【注：维也纳体系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强调的是领土的争夺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在欧洲内部通过几个大国之间的协商就可以达到和平。但后来发现欧洲国家之间的扩张和竞争可以不用在欧洲本土发生，对于领土的争夺实质上是对于欧洲之外的殖民地的争夺。这个就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之下，奥斯曼帝国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逐渐开始松动。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末开始扩张？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对于土地资源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对于生产利益的竞争，以赚取更多的海外利润，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当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就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内部面临着一场很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缓解这场经济危机的出路，对于那些有海外殖民能力的国家来讲，就是资本输出，向海外殖民。

对于那些相对来说竞争实力比较弱的，诸如俄国这样的的国家，它没有办法通过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来缓解其内部的经济压力，因而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大规模兴起。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为了实现团结社会的目的，就需要创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当时就是犹太人。他们的逻辑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钱？因为钱都被犹太人掠夺走了。

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俄国就开始出现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在这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运动，这个反犹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形成。比鲁团的基本诉求就是，既然你们俄国人、欧洲人不要犹太人了，犹太人就必须找到一个地方生存。于是他们把眼光放到了巴勒斯坦。

为什么找到巴勒斯坦？这就跟我们所谈的第一个因素即地缘政治有关。因为在当时的竞争环境之下，巴勒斯坦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无暇顾及、无暇管理的一个区域。从历史上来看，巴勒斯坦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是一种“羁縻关系”。就是奥斯曼帝国尊重巴勒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习俗和治理结构，后者所要做的仅仅就是承认前者对其的管辖权而已。在19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正在开展自己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更无暇去顾及这些周边行省。所以，当时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就给土耳其苏丹写了一封信，让奥斯曼帝国赐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生存下来。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土地演变

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给了犹太人一个口头承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所以他们也就在巴勒斯坦落下脚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管辖和治理的方式还是依据习惯法，所以巴勒斯坦地区的权力结构上基本上还是阿拉伯人做主。但是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和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的崩溃，奥斯曼帝国对于这个地区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弱，又有更多的犹太人通过种种途径来到了这片土地。

早期来到这片土地的犹太人的定居方式，还主要是通过协商的形式，还是相对比较符合习惯法、符合当地的传统的。但是随着巴勒斯坦当局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弱，犹太人占领土地的模式就越来越有“创意”了。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被这种连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移民进程给破坏了。再加上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管辖权的彻底丧失，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下，造成了原有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结构被彻底改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失地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巴勒斯坦地区巴以冲突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巴以问题，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就是谁掌握土地这个最核心的生产资源，以及实际的生产结构的问题。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大量底层的穷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因为犹太人是掌握土地的，许多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土地的。

另外所形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阿拉伯人聚居区的社会分层更加激化。那些原本拥有土地的阿拉伯地主，可以通过出卖自己土地的形式，将自己的土地转化成为金融财产，从而就跟土地失去了联系。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就可以移居到其他的地方，形成了很多海外流散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很多巴勒斯坦人流散海外，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过来定居的结果，也是该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结果。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压力并不是以色列人建国的压力，而是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和占领土地之后，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压迫结构的问题。这就可以把我们对于巴以问题的讨论，彻底推进到19世纪80年代，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

本质上来讲，巴勒斯坦就是一个殖民地，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混合结构。对于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底层阿拉伯人来说，他们面临着三重压迫关系，即奥斯曼帝国这个旧的封建帝国对阿拉伯人的压迫性关系，移民到此地的犹太人对本地阿拉伯人的压迫性关系，已经资本化的阿拉伯地主对底层阿拉伯民众的压迫性关系。

今天很多人会讲，犹太人其实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没错，任何殖民者来到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一开始都会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进行生产，犹太人也一样。尽管早期犹太人内部是一个合作社的形式，但其对外完全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模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帝国的延伸部分。犹太人本身是帝国主义全球竞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采用的生存形式，又使他们自己转化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加害者。

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他们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小，并没有对当地阿拉伯人形成极强的帝国主义压迫关系，所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和谐共处。这种状态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彻底打破了。

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其对于殖民地区的管理就彻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地区的独立运动。当年的大英帝国一直想把奥斯曼帝国给拆分掉，它所采用的方式是鼓动海湾地区的酋长开展独立运动。但对于巴勒斯坦地区来说，由于其距离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太近，很难进行这种大张旗鼓的渗透工作。英国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通过签署《贝尔福宣言》，把别人的土地许诺给犹太人。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从而将这种占领实质化。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原有的帝国主义占领转化成为一个合法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讨论巴以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签订的委任统治协议的确认，是对旧有的帝国主义占领、非法占领的合法化的确认。所以我们对于巴以冲突起源问题的讨论，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法的框架下，而是要讨论其为什么能够获得巴勒斯坦的土地，这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了，就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