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秋玲】

一

笔者与团队近期在中部地区H县调研时发现，县域女教师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显著且普遍的社会难题。

据H县教工委统计，全县超过25岁尚未婚配的女教师约有2000多个，其中过了30岁尚未婚配的则有400-500人，这已成为很多校长稳定教育教学的难题。

很多距离较远的村小、教学点的年轻女教师常年吃住在山区，以校为家，十天半个月不下山村，为了好找对象，哭着让中心校校长帮忙调到乡镇中心的学校来。殊不知，多年前，情况与如今大不相同——

一位出生于1972年的男校长表示，当年他从中专毕业时，面对众多男性竞争对手，为了找到一个体制内的妻子，不仅努力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争取从小学老师变为中学教师，而且还换到熟人所在的乡镇学校，以增强自身的婚姻竞争力。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找到一个体制内的老婆，我可是想尽了千方百计，跨过了千山万水，用尽了千言万语。”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二

短短二三十年，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逆转？现在县域女教师找到与其相匹配的婚姻对象，为何如此难？

这根源于全国经济发展带来县域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的变迁。

首先，改革开放前，县域劳动力不外流，经济就业机会少，县域体制内工作属于优质工作，吸引了大量优质男性，女性进入体制内机会少，所以出现大量男教师配农村普通务农女青年的婚配。改革开放后，大量优质男青年尤其是考了大学的男青年，纷纷前往报酬更高、发展前景更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去工业化的中西部县城经济机会与发展空间有限，很难吸引大部分男性返乡。

尤其是在男性依然是家庭经济主力的社会文化下，为了适应当下彩礼、教育与城镇化生活压力，即便是县域体制工作，对缺乏一定家庭支持的普通男性而言，也很难养活一个家庭。由此，留在县城和农村的大多数男青年的婚配条件普遍不如女教师优异，县域婚姻市场出现了女性与男性发展不同步的局面。

其次，高度就业竞争格局下，县域农村教职岗位吸引大量女大学生返乡。

全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越激烈，二本、大专等普通学历的女性就越容易被全国劳动力市场排斥，相应地，县域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内教职对她们就越有吸引力，她们的学历在县域社会也相对更有价值实现的可能。

对不少女性而言，回到家乡所在县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比较理想的职业，收入不高但稳定有编制，县城生活成本也不高，而且学校还有固定的寒暑假。H县2023年教师招聘，167个教师编制岗位有6400人报考，大部分都是省内地方院校的本科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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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前两点因素导致既有县域体制内男青年数量太少。

如H县体制内的公务员、医生、教师总共约2万人，教师就有近9000人，其中女教师又占绝大比例，这还不包括相当比例的女公务员。换言之，能够与女教师相匹配的男公务员太少。

以某乡镇为例，该镇尚未婚配的男公务员只有3人，但是尚未婚配的女教师有100多人。为了平抑男少女多的难题，该乡镇的工会与中心校校长打算先按照该乡镇男公务员的需求内部挑选5位女性，再组织他们相亲，并希望做通3位男公务员的工作，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年龄较大的女教师。

需明确的是，在去工业化的县城婚姻市场中，“体制”内外是阶层向上或向下婚配的分水龄。

与大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只要稍微降低标准便可以找到与其条件差不多的男性不同，在既定县域就业婚姻格局下，相当部分女教师不仅难以实现传统女性的“上嫁婚”，而且因为县域婚姻难以供给条件对等的“匹配”男青年——据当地一位比较有经验的教育管理者反应，H县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教师能够在体制内寻到对象——因此，其他人极有可能面临“下嫁”的命运。

女教师“下嫁”对象包括：村干部或退伍转业军人、“小小”包工头（拥有一技之长的个体户），以及大城市务工人员。

即便“下嫁”，女教师因个体颜值、单位距离县城的远近、个人能力的不同而有较为明确的“下嫁”难度系数。比如，乡镇中心校的长相普通的女教师可以找到年轻的村干部，而山区片小的女教师则很有可能无人问津。客观来看，距离县城和乡镇中心越远，女教师“下嫁”的难度系数越高。

更关键的是，“下嫁”并不一定带来婚姻稳定，如果嫁给不善经营的包工头或者大城市外出务工男性，婚姻稳定性会受到极大挑战，一旦离婚带小孩，再婚难度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