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冒着风险。这位年迈的德国左翼思想家的童年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度过，他极力批评德国的主导力量；因为，是默克尔政府在推进对希 腊的步步紧逼。他认为，对欧盟“民主赤字”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他所谓的“更加一体化的民主核心欧洲”。最起码，欧元区应根据1957年《罗马条约》，继续推进形成“一个空前紧密的联盟”。但是，怎么做呢？

托马斯·皮凯蒂曾提出，应该由各国议会议员组成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欧元区议会，议席参照各国人口规模按比例分配。并且，各国议会应该对一个共同的欧元 区企业所得税具有表决权。别的不说，这将有可能降低德国目前的主导地位，其代表的票数完全可能被其他国家压过。但是，要怎样才能说服德国人，甚至只是欧元区其他欧洲人来这么做呢？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的团结必须从知识分子开始。一个世界主义的欧洲公众群体必须是由超越国族关切、关注欧洲事务的新闻媒体来塑造。公民们应该投票给泛欧洲的政党。欧洲议会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决定欧洲的未来。欧洲宪法必须成为泛欧爱洲主义（pan-European patriotism）的主要来源文献。要建成一个不是由银行家、公司利益或德国政府主导的欧洲，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这些观点的逻辑无懈可击。但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合乎逻辑。哈贝马斯的思维和朱利安·班达的文章一样抽象。世界主义无论多么值得颂扬，都不是驱动欧洲大多 数选民的目标方向，也不是基于“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目标方向。凡·米德拉尔看欧洲政治有更多维的视角。民主选举中的直接政治参与，也即他所说的希腊模式，在他看来是不够的。公民们也需要罗马模式：作为物质利益来源的国家。还有德国模式：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模式共同创造一个欧洲政治体的进程将会艰辛而漫 长，但凡·米德拉尔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不画一个明确的蓝图，而是把这三种模式都考虑在内，仍然是欧洲实验的最佳选择。

共同的敌人可以帮助形成政治凝聚力：那就是比利时人何以成为比利时人的原因，毕竟，他们共同反对荷兰统治。但或许，共同危机的挑战也是如此。欧洲领导人在讨论应对希腊金融灾难的方式、难民移民的到来、甚至英国离开欧盟的前景时产生激烈分歧。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冲突是欧洲崩溃的预示。

逃离战争的难民

在布鲁塞尔一个马拉松峰会期间，这种崩溃可能在2月19日已经发生了。卡梅伦首相确实收回了一些让步：削减在英欧盟移民的工作福利，承诺保护欧元区之外国家的利益。不过，如果英国人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投票离开欧盟，很可能就等于邀请其他国家效仿，联盟便会慢慢解体。

不过，还是可以有一种更乐观的看法。欧洲的记者、评论员、商人和政客们至少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对于如何应对庞大的叙利亚难民群的到来，甚至来自非洲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大家都怀着十分的焦虑。就如何捍卫欧洲的外部边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公民们被提醒知晓了这些共同边界的存在。政治玩家之间的公开冲突最终可能撕裂欧盟，但也有可能达成相反的效果。冲突像一个普通的谈话，是一个民主的政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现在起发生何事，深藏在“欧洲区”玻璃和钢的宫殿里的不透明会议、讨论达成静默共识的日子，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自2014年10月7日开始，比利时已经有了新的联邦政府。它是一个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由新弗拉芒联盟（N-VA）领导。讲法语的地区由保守的法语革新运动（MR）所代表。到目前为止，这届政府还一直大权在握。但它是一个脆弱的建制。讲法语和讲荷兰语的比利时人之间甚至更为疏远。他们不看对方的新闻，不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弗拉芒人不能或不会讲法语。民族主义者在N-VA联盟中公开支持弗拉芒独立的理想。各地区，包括列日附近讲德语的小片地区，以及布鲁塞尔，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之间的合作往往运转不灵。

比利时人具有的所有共同点——实际上要比听上去更多——都在君主制和国家足球队，也就是“红魔”。就欧盟的情况看，比利时似乎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但它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布鲁塞尔。没有人想放弃，讲法语的人口肯定不愿意，即使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也不愿意。他们可能不爱自己的首都，但布鲁塞尔仍然代表了比全国日益独立的那些部分更多的东西。布鲁塞尔让所有比利时人都感觉更大、不那么地域性，更能够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要是没有布鲁塞尔，人们就不会这么想了。

大多数欧洲人现在仍对布鲁塞尔持类似的看法，甚至包括很多可能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英国公民。很少有人喜欢“布鲁塞尔”，但同样很少有人真正离开它。这种情况能否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盟应对眼下危机的方式。如果过去足以作什么指征，那它要说明的应该是，欧洲将会再次慢慢地、痛苦地胡乱应付过去，但欧盟仍保持完整，足以继续进行实验。

这很有可能。但是，指望着它则是愚蠢的。布鲁塞尔已经目送许多帝国来来去去。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欧洲层面，官样布鲁塞尔的自负会被叛逆和怀疑这两针健康剂矫正。这座城市最有名的符号不是皇宫，更不是贝尔莱蒙大楼，而是17世纪的一尊青铜像“撒尿小童”。对于这个撒尿的裸体小男孩，有好几种传说。也许他是两岁的鲁汶公爵戈弗雷三世，在1142年战争时对着他的敌人嘘嘘。或者他可能是14世纪时，在外国军队试图把全市炸毁的炸弹上浇灭导火索的小男孩。但不管他是谁，在渴望权势的闯入者头上小便，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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