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这些夺人眼球的各色建筑和古迹，不由觉得：布鲁塞尔与欧盟真是天造地设——一样肥壮而自负，而且十分专横。从斯蒂文街朝北步行十分钟，看到玛丽-路易丝广场新艺术风格华美的联排别墅，这些别墅里住着比利时富人和欧盟公务员，走过这些别墅便会看到布鲁塞尔的另一面。那里是斯哈尔贝克 （Schaerbeek）街区，在局促的19世纪街道间坐落着这座城市典型的移民社区：清真肉店、土耳其餐厅、满屋抽着水烟的大胡子男人和戴着头巾的家庭主妇的茶馆。和莫伦贝克一样，这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区，大半人口都生于土耳其。这里还有一小片区域被称为小安那托利亚。

莫伦贝克青年过于激进化的一个理由是移民社区和外界隔离。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中；摩洛哥人周边就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周边就是土耳其人等。善意忽视这种状态或多或少会加重隔离感。但巴黎情况不一样，大多数移民就住在市中心，离其他社区非常近。丹萨特（Dansaert）街是布鲁塞尔一条繁华的购物街，直通到莫伦贝克；昂贵的意大利时尚精品店，到挤满失业的穆斯林男子的咖啡厅，距离不过几百码。即使来斯哈尔贝克这类地方走马观花的访客也很快会发现，在布鲁塞尔，民族关系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复杂、更为交错相连。

毗邻斯哈尔贝克的是一个叫圣若斯-滕-诺德（Saint Joost-ten-Noode）的自治辖区，混居着本地潮人和移民。有一天，我走进圣若斯迷人的新巴洛克风格教堂。比利时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活跃的基督徒的数量不断减少。但我发现教堂里，一些信徒正跪在木制长凳上。大多数是老人，看上去来自不同种族。有些是白人。牧师是个高大的黑人男子，身着绿色和白色长袍，用浓重的非洲口音布道。

2015年秋天，我抵达布鲁塞尔时，危机感已十分强烈。当时还没有发生巴黎恐袭事件，装甲车也没有开上街上演徒劳的军事秀。不久前，欧盟官员和给他们的媒体朋友还总是欢欣鼓舞地谈论“欧洲”，说它是和平、自由与民主的灯塔，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这套修辞现在看起来显然令人沮丧。

在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典雅公寓，我参加了一个晚宴。来宾们同欧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人公开谈论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也有人说起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坏的形象，认为其实一个不民主、半威权的行为体。他建议部分欧盟应该被拆解。比利时帝国留下的其中一座宏伟宫殿里曾举办过一次欧盟会议，会上，荷兰副总统弗朗斯·提莫曼警告说，如果欧洲不尽快解决难民危机，欧盟很容易就散架了。

在同样的镀金宫殿里，另一次欧盟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奢华宴会上，我听到了艾蒂安·达维南的演讲。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代表大欧洲“计划”，便是达维南了。这位贵族出身的比利时商人、银行家、外交官、前欧盟委员会委员，现在是“欧洲之友”的智库总裁。比利时精英和欧盟精英这两重身份在他这里精确地重叠：他站在庞大资金和高远理想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达维南是布鲁塞尔的无冕之王。在过去，他肯定会滔滔不绝地历数一个统一的欧洲会带来的荣光。现在，他的口气则更多处于守势；他说，他对欧洲人的沮丧低落情绪感到厌烦：“我们已经对我们所成就之事失去了骄傲。”

这在我听来，仿佛布鲁塞尔式的必胜信念正在变成哀叹。从某个角度来看，这还挺新鲜的。许多观察家已经描述了欧洲所面临的危险，尤其是乔治·索罗斯。历史学家鲁克·凡·米德拉尔是欧盟话题最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荷兰和法国受教育，现在主要在布鲁塞尔。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法国，以及他的家乡荷兰。作为欧洲理事会第一任主席范龙佩的内阁前成员，凡·米德拉尔对欧盟了如指掌。他认为欧洲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危机。

欧盟

一开始，欧洲统一的概念首先以六国的煤钢共同体形式出现，接下来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都有意避开政治。用凡·米德拉尔的话来说就是“欧洲政治的去戏剧化”。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是欧盟的技术官僚元勋，他们的遥远目标可能是建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但是，对于刚从灾难性战争中恢复崛起的欧洲国家来说，和平的关系需要首先通过集中煤炭和钢铁等经济资源来确保。欧洲机构就是为超越国家政治而建成的。和平与繁荣从经济合作和谈判而来。负责任的领导人会在公众视线之外达成共识。

不过，欧洲的奠基人远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官僚。战后欧洲的理想中，有一个道德的、甚至是准宗教的层面，带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气息；欧洲统一进程中大多数领袖人物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如阿登纳、舒曼、阿尔西德·德·加斯帕里，保罗-亨利·斯巴克。

但法国知识分子朱利安·班达不是。他有一个梦想。在一篇发表于1933年、关于欧洲统一的精彩文章中，他写道“欧洲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治变革结果。如果不采纳一个道德和审美价值体系，不颂扬某种思维和情感方式，它不会真的存在......”但班达也认为，“欧洲”这一理念应该保持完全理性、抽象，不带任何民族或部落情感。而在他看来法语是最理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泛欧洲沟通交流的通用手段。正是这种理性主义、抽象、故意无根的特质——一如布鲁塞尔那些欧盟主要建筑物彰显的那样——形成了一道障碍，尤其在需要28个不同民族国家的公民效忠的时候。

欧洲之父们构建中的缺陷在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时凸显，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初变得更为明显。有关气候变化、安全、移民和共同货币的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官僚化地敲敲打打、财务规划和体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要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角色，欧洲需要的是民主合法的共同政策。

但是，这就触及欧洲问题的要点了：如何不损害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给欧盟一个强大的政治身份。包括乔治·索罗斯、保罗·克鲁格曼和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反对对高负债国家强加实施紧缩政策，尤其是希腊。这与希腊选民及其民选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在不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有可能创造民主的欧洲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