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品味的是，现在七八上十岁、十几岁的小孩都不会游泳了——我辈人五六岁就学会了游泳。村民将垃圾肆无忌惮地往河里丢，首先是因为河流是公共地盘，可以丢；其次是丢河里如丢坑里，不在地面上，不容易堆积成山；最后是他们想象河里有水，可以将垃圾冲走。这些年来，农民每年看着河里的垃圾越来越多，河水越来越臭的时候，就期待着来年春夏间下大雨、涨大水，以便将所有的垃圾都一股脑儿冲走。但是他们发现，当河里垃圾丢多了的时候，一年涨多少次水，也不能完全将垃圾冲走，且冲走的速度还赶不上丢的速度。

农民通过这样几个方式处理垃圾，个人家里是干净、整洁、卫生了，但整个村子就看不得了。

六

水村平屋里湾春节前夕自主修建垃圾池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垃圾处理上属于破天荒的事情。这个故事揭示了“组织起来比金钱更重要”：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既不是农民意识没有跟上来，也不是农民素质低下，更不是农民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组织问题。只要农村基层被组织起来了，农民群众被动员起来了，农村垃圾处理与环境保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垃圾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才是农村环境的出路。平屋里湾之前数年都在“等靠要”，发现等不来、靠不住、要不来之后，自发组织动员，垃圾池一两天之内就变成了现实。关键就在于要有一个敢于正面问题、敢于负责任的组织。农村和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如果能够将他们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就可以为农村建设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1、党委政府的基层组织是组织动员群众的唯一合法性组织。在国家力量已完全渗透并改造农村之后，农村传统的组织如宗族、行会、帮派等皆已消失，或不再具备合法性，组织和动员农村资源的唯一合法性组织就只剩下乡村组三级组织。它们既具有国家法律的规范合法性，也能得到农民的认同。

在水村这起垃圾池的事件中，若无村民小组的名义，光靠杨山东和我去组织也是难以搞成的，至少会被人质疑（“凭什么你来搞这些事情”）。因此，村民小组以公家的名义组织是该工程得以成功的基础。所以，农村的事情少不了乡村组的组织，要把农村的事情搞好，就得首先搞好乡村组三级组织。组织起的是战斗堡垒的作用，扮演的是骨干和中枢的角色。

2、宗族等民间组织和观念认同可以被正面地组织起来。有了组织，组织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则是策略问题了。

在这起事件中，宗族等民间组织和观念认同是组织动员很重要的资源，小组长通过宗族房头内部有权威的人物去动员房头内的资源（出工），去拔掉房头内的“钉子”（阻力、说风凉话等），克服房头内搭便车的思想（不出工出力），不仅节省了组织资源（小组长不用挨家挨户做工作），提高了效率，还从整体上提升了小组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加强了小组长在群众中的威信（办成了事情，功劳自然归功于小组和小组长）。也就是说，杨山东和我虽然在其中的角色很重要，但说到底是基层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已。

组织和利用宗族力量，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强化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即借助村民对宗族的信任来加强自己的行动和动员能力。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组织最深恶痛绝的是各类工程项目中的腐败问题和国家下拨的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因此他们往往对基层组织不信任，即便其中没有腐败问题，他们也会想象其中有腐败。因而不会轻易出钱出力（“为什么我要给你做六十大寿呢？”）。如果有宗族权威介入其中，他们就会因为信任“自己人”而也信任基层组织。

3、走群众路线，就是要组织动员群众办自己的事情。“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组织路线。从组织路线来讲，就是党委政府及其官员要组织和动员群众办自己的事情。我调查发现，税费改革后，党和政府在农村办了很多事实，诸如修建或改善水路电，但农民往往不认账，还怀疑其中有猫腻，有腐败，对基层党委政府更加不信任、不认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家拿钱到农村“买合法性”，得到的却是丢掉合法性的局面？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国家在农村搞的那些项目、工程没有农民自己的参与。农民在这里是被动“享有”的。农民没有参与到其中来，就不会觉得这些工程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认为那是国家在搞建设，地方政府在搞形象、搞政绩工程，与他们无关。甚或猜测是地方官员要搞腐败才搞这些工程，心生不满和不公平感。他们也因此会生发“等靠要”的思想：反正国家会来搞，自己自然就不会想着出钱出力了。

如果基层组织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让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到工程、项目的建设当中来，农民就会把这些工程项目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只要是做自己的事情，就会有积极性、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了就会有成就感。这样农民的主体性、主动性及创造性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即便由他们自己出钱、出力，他们也乐在其中。在修建垃圾池的动员工作中，我们一再强调这是“湾里人自己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

此道理推而广之就是：基层组织不要越俎代庖，以为把农民所有的事情都承包起来，就是对农民的恩惠，农民就会感恩戴德，相反，农民不仅不会感恩，反而会反感；基层组织应该做的是组织和动员的工作，让农民成为真正做事的主体，即组织农民去办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做，既可“得便宜”——出少量的人力物力将事情办好，又可“卖乖”——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何乐而不为呢？水村垃圾池事件何尝不是这样：村组花小钱让群众出力办大事，又得到了群众满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