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制下，解决数据受益权问题可以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将数据计入资产负债表，使其成为明确的财务资产。根据张鹏等人的观点，随着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应在“非流动资产”项下新增“数据资源资产”类别，与“一般非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并列，从而将数据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成为会计意义上的资产。

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先行探索。2016年，中航信托以某企业拥有的数据作为信托财产，发行了总规模3000万元的全国首单数据信托产品，并继续委托该企业对标的数据资产进行运用和增值，从而变相地将数据资产计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第二步是要规范数据资产的估值方法、统一数据资产的估值口径。在这方面，学界和产业界有过一些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收益贴现、成本重置、市场博弈等几种估值方法，其中更有效、更公允的方法无疑是先在充分博弈的市场上产生数据资产交易、然后基于交易价格进行未来收益贴现，从而得出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

为此，一个有规模的、公允的数据交易市场不可或缺。通过建设国家背书的数据交易市场，数据的交易就会拉动数据资产盘点、治理、估值、审计、上市等一系列活动的规范化，使各家企业所拥有的数据价值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估。

当企业拥有的数据资产得到明晰准确的估值，便可迈出改革的第三步，运用多种制度路径和产权组合，实现数据价值的萃取和返还。赵燕菁教授文中提出的平台拆分、对数据使用收税、以PPP形式参与互联网公司投资、划拨原始股给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企业、乃至以数据资产为抵押发行货币等方案，都可在此基础上推进，本文不再赘述。

良性“数据交易市场”并非不可实现

当然，谈“数据交易”这一概念，容易引起误解，令人联想到已经颇为令人困扰的贩卖个人数据、隐私泄露等场景。也有人会怀疑，在乱象频出的背景下，“良币驱逐劣币”，是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诚然，市场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但从根本上讲是具有可行性的。一个健康的数据交易市场，不可能基于“打包出售数据”的模式，因为数据复制成本极低的特性会立即摧毁这样的市场：大平台数据的所有者一旦把数据整体拷贝给买方，就很难阻止后者私下低价售卖同样的数据，因此大平台数据所有者没有经济上的动力打包出售数据。

一些小规模的数据所有者，如培训机构、健身机构、中介机构等，仍存在非法贩卖数据的现象，有的可能是员工“偷数据”，有的甚至可能是系统性的贩卖。但一个良性的数据市场，会显著提升它们所掌握的数据的价值，从而成为它们加强内部管理的动机之一。

更重要的是，日益严格的数据安全立法与加码的处罚尺度，也会使打包出售数据的模式（不论合法还是非法）变得更难运作，这将是驱除“劣币”的关键。

《数据安全法》、《民法典》等一系列立法对数据获取和交易行为的合法性约束、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执法机关在实践中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保）的重视，不仅会增加非法数据获取和售卖的风险，也会让数据所有者更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尽量避免对外暴露原始数据，转而寻求更稳妥、更合理的数据交易方式。

归根结底，在成熟的数据交易市场上，交易的是数据的使用权，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用数据回答问题”的权利：数据使用者将自己的问题以算法形式提交到数据交易所的计算平台上，获得计算的结果，并为使用数据和算力付费。

这种形式的数据交易市场，能够兼顾数据安全性、隐私性和基于数据的二次价值创造，牵引出较为公允的数据资产定价。

小结

纵观近十年来围绕用户数据所有权和受益权的讨论，西方研究者很早就已经正确地指出：用户数据应当属于用户，基于用户数据派生的价值应当分利于用户。但由于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局限性，欧美IT产业界的进步人士尽管有意改变垄断大平台侵占用户数据价值的现状，却找不到一个可信任的实体来承载用户数据的使用权、治理权、受益权，只能求助于去中心化技术手段建立算法信任，平台合作运动、SoLiD项目等尝试都未能取得明显成效。

笔者认为，要解决垄断平台侵占用户数据价值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可信任的实体来代表众多分散、缺乏谈判能力的用户，一方面与垄断平台谈判获得部分数据价值，另一方面以最能代表广大用户群体的方式使用和分配这部分价值。

这样一个强大而可信任的实体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的缺位，是西方主导的互联网经济生态至今尚未解决用户数据价值分配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样，这样一个强大而可信任的实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存在，也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有可能在用户数据价值分配问题上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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