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稍微详细分析一下，在本书中，影响军事决策的要点有几项，“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感知”，“军事平衡的不稳定”、“所认知的军事优势”，“所认知的军事选项”和“对战争本身的厌恶”。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作者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

这五个基本要点的平衡，将会影响领导层判断“是否愿意接受战争作为危机结果”，而选择的结果就是“愿意甘冒风险”或者“愿意承担军事劣势风险以维护和平”。军事和政治决策中只要有一个层面强烈否定战争选项，那么就会存在较强的危机管理的意愿。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美国在政治层面上由于失控，已经无法产生危机管理的足够意愿，那么唯一的管控意愿只能是来自军事。

那么美方军事评估的情况如何，首先我们以上述五个要点来评估一下俄乌战争前俄方的决策过程，看看这个评估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首先，美方越线的严重挑衅行为，导致俄罗斯强烈预感到战争不可避免。

其次，短期内俄方没有改变军事平衡的能力。

第三，俄方判断，自身对乌克兰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美国虽然对俄罗斯有军事优势，但在运用军事优势方面存在限制，因此综合而言，俄方有优势。

第三，俄罗斯对于自身军事选项的认知是，有可能通过一场短期快速的军事行动解决乌克兰问题。而他们认知的美方军事选项，明显不包括直接出兵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也不包括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援助改变俄乌力量对比。

第四，出于对国际经济、政治态势的评估，俄方认为自身有可能进行一场战争，并且能够从中收获战略利益，因此对于战争没有强烈的厌恶。

可以说，五个要点里，唯一能够促使普京做出战争不利于己方判断的因素，只有美国的军事优势，但这个优势可以设法削弱。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应该说这个判断偏差不大。

结果，俄罗斯最终做出了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判断，他们甘冒风险。

那么我们再来评估一下美方目前对于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判断过程。

首先，美方认知中，我国短期内不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长期来看，冲突无法避免。

其次，军事平衡变化问题，中国目前已经对美国在台海地区取得优势，并且美方短期内无法扭转这一局面。但美方在核武器问题上对我方有优势——这里要说一下冷战时期传统的国际关系认知当中认为核冲突是绝对要避免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如今很多人认为核问题可以成为军事平衡问题上制衡中国的一张牌，原因就是，我们的核武器尚不足以和美国分庭抗礼。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种目前美国的核优势很快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但是至少在“现在而今眼目下”，由于中国的“风力发电厂”尚未进行新型导弹的试射和展示能力，所以美方仍然会判断军事平衡问题上，双方算是半斤对八两，但可能会在短期内更加不利于美方。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意图窜访台湾 图自视觉中国

第三，认知的军事优势，美方政客和部分决策层认为自身对我具备军事优势，虽然美军和美国政治界内对军事问题有比较深理解的人明白中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但这个认知并未形成共识，在拜登和佩洛西等人的个人视角内，仍然会认为美军在存量上具备优势。尤其是近期美方也有一些“底气”，他们的“里根”号航母前不久的一些行动似乎给了他们中国优势并没有那么强的错觉。

第四，美方所认知的军事选项，美方认为，中国的军事选项当中，不包括击落佩洛西座机，不包括全面攻台，最可能的选项是战机飞越台湾岛上空，或者击落台军飞机，或者夺取澎湖、金门乃至一些更小的“离岛”。

第五，中美的贸易战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从某种角度而言，对美方都是有收益的，因此虽然美国绝对不愿意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但却基于“中方可能不做反应”或者“中方只有小反应”的军事选项，对于可能触发严重危险的事实估计不足。基于上述判断，美方对于战争并没有足够的厌恶。

最后的结果，美方甘冒风险。

我们再来判断一下我方的倾向性。

其实，从政治分析过程来说，对于我方来说，过去相似情况下的成功，并非没有。首先是2016年南海危机，然后就是蓬佩奥窜访台湾未能成行，以及今年3月佩洛西窜访台湾的“阳遁”。

可以说，按照上面的这个方法可以推断出，我方有很强的意愿，要坚决维护我方的核心利益。并且我们也没有出现失控问题，我们有很强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

军事上，大家也可以试着按照上面提出的示例判断一下，我们会发现，我方实际上在军事问题上也处于甘冒风险的状态，但我方也有采取危机管控的动力。但是美国对此的认知却可能是，中国可能接受劣势以维持和平。

危机管理行为的吊诡之处在于，必须双方同时采取管控，才有可能“体面”的避免战争，否则单方面的危机管理就会让对手得逞，从而将自己置于严重劣势之中。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采取足够的军事措施，从而改变美方的判断，使之更倾向于愿意“承担军事劣势风险以期维护和平”。

我方必须采取行动，在短时间内让美方认识到他们上述判断过程中几个关键性的缺陷，以及其必然导致的灾难性结果。

首先，某位同志的放话——如果美方军机侵犯我国台湾省领空，我们将会击落美机，甚至击落佩洛西的座机。此外，大规模军事演习，改变美方对于中方可能军事选项的认知，我们必须展现出必要时不惜吃“夹生饭”的态度和实际能力，通过实际行动修正美方对于“认知的军事选项”的错觉。

同时，进一步来说，我们还可以改变美方对于军事平衡的认知。个人猜测，这次危机的最高潮到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战略性”示威行动，降低美方对于自身军事优势的预期。

如果能够改变上述认知，那么美方对战争的厌恶程度将会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较强的危机管理的动力。

从这本书里分析的27个案例中，个人认为这次危机比较接近于古巴导弹危机，而不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月危机”。

因为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客观上有进行危机管理的动力和能力，在美方巨大的威慑下，苏联最终选择了妥协。而“七月危机”中，过于复杂精密的外交操作降低了各方危机管理的能力，并且各方冲突意愿也更加强烈，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当然，前提是，美方仍有进行危机管理的能力，毕竟当年苏联和美国都不存在政治上的失控问题，所以我们无法照搬古巴导弹危机的经验说这次事情一定没事。

这里要说一下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驳。在该书中，将战争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构成了潜在冲突的深层原因，这不假。但用该书中文版出版方的一个浅显比喻来说：“就像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般认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对于精细的农业专家来讲，这是不准确的，如果你控制住水分、空气和温度的话，种下去的‘瓜’、‘豆’可以不生根发芽，即使生根发芽了，也可以控制其成长速度，直至完全抑制它的生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在中美谈判中我们已经不说十年前老生常谈的“中美间不存在结构性冲突”，而是强调“管控危机”，因为在美国不遗余力的塑造之下，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问题只在于双方的“瓜农”是否足够勤快，是否能够管理好田里已经客观存在的“瓜”了。

问题是，美方是否还有采取危机管理的能力——从此前几次危机来看，美方目前仍有危机管理能力，只不过前提是，与对手发生冲突过于危险，且结果必然对美国不利——如果美方对这个问题有了另一种判断，那么俄乌战争就是前例。所以现在中美间的问题是，中方是对于危险的“瓜”，是进行着精心的管理的，希望它们在更合适的时机再成熟，而美方现在则由于“瓜农”躺平了不干活，“帮工”则拼命浇水施肥，出现了疯长的局面。

但这里面，“帮工”和“瓜农”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在俄乌问题上，美国的“帮工”没发挥太大作用，但是“瓜农”积极工作，甚至狂撒“金坷垃”，终于催生出了战争之瓜。而在台海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瓜农”却在躺平，虽然已经躺的不踏实了，但他们还是躺着，不去阻止积极的“帮工”，这就是现在局面的吊诡之处。

那么好吧，反正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想，或者实力上不能吃瓜，如果我们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无效，那么好吧， 吃就是了。

当然上述这些粗浅的论述，也仅仅是基于对一些“过时”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推演，但历史在2022年正在疯狂倒车，现在我们是倒回了1969年，还是1914年，也还真是说不准。

如果这次危机得以化解，我也希望，本书中关于危机本身也是一次学习过程的说法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是这样，那么危机是危也是机，它是一次改变美方傲慢态度的机会，一旦美方根据这次危机中出现的避无可避的事实重新修正了对我们的评估，它未来的决策就有可能会出现改变，就如同1969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关系相对缓和那样。

问题只在于，这个“机”得是在危机成功得以化解的前提下才会到来。

最后的结论，这次危机，美国政治决策已经失控，如果没有新的因素，美国的政治决策已经在向危险的方向狂奔了。所以，可能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解放军能够给美国施加多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他们那边有危机管理能力的“瓜农”起来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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