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几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

这一讲话精神一方面强调，我们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是两个相互联系、不能分割的重大历史课题；另一方面，也突出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正是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这两大历史课题，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诚然，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们党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上，始终是站在国际国内的全局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的，这是他战略思维的首要含义。

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反复强调：“这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2]具体地讲，首先是抓住问题的根本和核心。他反复强调，正确解决这一历史课题，“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为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了党的历史，也就否定了党自身的合法性，否定了我们党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合法性。所以，当在《决议》稿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文革”中召开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观点时，他敏锐而坚定地回答：这样的意见“不能接受”。因为邓小平同志非常清楚，坚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坚持党的思想旗帜，它是事关党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

邓小平对如何评价毛泽东提出了中肯而深刻的意见

其次，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是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和毛泽东个人，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3]。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4]

二是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5]三是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尊重人民群众的感情认同，要考虑人民群众是否通得过的问题。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6]

整个过程也显现了邓小平同志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智慧。

首先是采用做“历史决议”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比较乱，尤其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7]邓小平同志强调“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为此，像延安时期党中央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决议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仅《邓小平文选》第2卷，就收入了他九次谈话的节录。其次，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则。他在审读稿子时指出，为什么“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8]还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特别是当他发现《决议》草稿不符合这两条原则时，果断地说：“不行，要重新来。”[9]

再次是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明确批评那种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说法，科学而智慧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0]。这就一下子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理由说清楚了，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认识。最后是强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11]要大处着眼，“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显然，对历史问题，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既是战略思维，也是政治智慧。

“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在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处理中，邓小平同志也表现出了崇高的历史担当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一方面，他敢于顶住压力，批评错误观点，坚定地表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12]同时自觉地对党的历史错误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他坦陈：“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明确表示：“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13]这种勇于担当错误责任的政治品格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本文节选自奚洁人：《邓小平的历史担当、战略思维与政治智慧》

注：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