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各种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既为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培养储备着大量人才，同时也是美国退役政治人物的晚年落脚点或者事业中转站。所以，外交决策团队和智库研究机构里的专家学者之间，走动频繁，交流活跃，保持着对于中国最鲜活、切近的接触和了解。以现在的和过去几届美国政府里面主要负责与中国打交道的政治人物为例：

• 康迪－莱斯（国安事务顾问和国务卿，2001-2009）：任职前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及政治学教授。退职后继续回斯坦福大学作教授，同时担任著名智库胡佛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 坎贝尔（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9-2013年任职）：获得任命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副教授，美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副主席和国际安全问题的首席专家；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 李侃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1998-2000）：任职前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院当了15年教授，主讲中国问题；离职后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主任。

• 拜德（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2009-2011)：获得任命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成立后的首任主任；离职后重新回到布鲁金斯作高级学者。

• 莫德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任，总统特别助理，2013年至今）：获得任命前是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库兰德集团的高级研究员。

这个名单中，还可以加上一长串有着类似背景和经历的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和中国问题，知根知底，耳熟能详，甚至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所抱有的“中国观”，代表着美国“精英中国观”里面最核心和最前沿的部分。在华盛顿的外交决策圈中，这批精英中的精英，通过各种听证会，研讨会，圆桌会，咨询会，以政策报告、内部建议、面对面咨询等不同形式，左右着中美关系前进发展的方向和步调。

他们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对华大战略和具体操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与美国媒体上充斥着的“大众版中国观”不同，这种“精英版中国观”的存在和影响，更多的时候是隐性的，理性的。既不完全被身边和脚下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又不脱离其所孕育和共生的民意土壤。

风月宝鉴：中国照的是哪一面？

理解了美国双层民意这一大背景，对于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国际传播工作者来说，至少有两个现实的好处。

首先，既没必要对美国精英人士对于中国的“溢美之词”过于激动，也没必要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反华反共言论”而过分沮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来讲，这两种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没必要突出任何一个阵营的声势。要知道，那些对中国赞誉有加的“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因为得到了中国实实在在的好处，或者是因为亲眼看到过中国的发展，才有此看法的。他们的看法，既不能代表美国国内那“沉默的大多数”，也未必能左右国内那“沉默的大多数”。

其次，虽然说是“精英意见领袖”，但是从美国大众的对华反应和美国商业媒体的对华报道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照顾“领袖们的意见”。美国商业媒体上充斥的对华负面报道，看来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沉默的大多数”，而不是听从“少数的意见领袖”。更具体点讲，这些“意见领袖们”的意见，更多针对的是白宫和国务院里的决策者，而不是熙熙攘攘走在大街上的贩夫走卒。所以，美国媒体的报道，很多时候未见得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者说美国意见领袖的看法。

换个角度看，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美国普通民众的民意，来判断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对华政策的话，难免低估其“精英中国观”中的合理性部分。同理，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美国“精英版中国观”来推测其对华姿态的时候，往往又会被此起彼伏的“大众版”噪音所干扰。

如果把美国对华民意比作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要知道这面镜子，就象《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一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中国照的到底是哪一面？是普通民众的镜子，还是精英领袖的镜子？要知道，即便在同一时刻，这两块镜子里面反映出的中国形态和风貌，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更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另外，虽然说“大众决定政客，精英决定政策”，但是这个从“政客”到“政策”的转换，却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回顾中美两国建交后的交往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国新老政府换班交替的当口，往往也是中美两国的“事故多发期”。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人员需要更新磨合，而且更包括“中国观”从“大众版”向“精英版”的过渡、甚至是飞跃。这既需要决断，也需要时间。

为什么每次都需要这个转换和过渡呢？这其实与美国总统的遴选机制有关。大体来说，美国总统基本上来自两个重要的政治领导团队，一个是重量级的参议员（如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约翰逊，奥巴马等），一个是重量州的州长（如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无论是来自以上哪个阵营，客观上决定了他们都没有外交领域工作的经验。

除非是象现在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还有美国现任国务卿凯瑞，以前都长时间担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资深委员，对于国际外交事务的大局并不陌生；否则，任何一个新手上台，带着“大众版的中国观”，必然会引发一轮轮不切实际的波折和动荡（如1993年克林顿新上台时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以及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直接承诺军事保卫台湾等，都是“大众版中国观”强行上位惹来的麻烦）。

国际上一般的外交问题，总统候选人可以通过漫长的竞选过程，“临时抱佛脚”来突击补课，大体上能应付一般的问题而不出纰漏。而中美关系则不同了，其错综复杂、多层面、高层级的战略关系，容不得任何的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而偏偏竞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说话的过程；话说多了，难免言多语失。所以，四年一次，中美关系出现重新修正和重新定位，几乎成了双边关系的规定动作。

美国民意算得上是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但它却是一个“延迟生效”和“大打折扣”的风向标。而美国对华民意中的两种“中国观”并存共生的现实，又加重了我们判断风向的难度。如果将美国“大众版中国观”比作是一艘大帆船的话，那美国“精英版中国观”就是大船的风帆。风帆可以引领大船前行，但是它又必须顺应大船自身的载重量的内部架构。大船是厚重的，沉稳的，而且其很大的部分还遮掩在水面之下，正如大众民意的稳定连贯，潜移默化。与之相比，风帆是轻盈的，是高瞻远瞩的，是顺应现实的，也正如美国“精英版中国观”的理性和务实。

作为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特别要分清这两种中国观的不同存在方式和政策影响。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读到的美国人写的大部头专著和学术文章，那往往反映的是“精英版中国观”；而我们在美国大众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故事，或者在美国旅游观光时一鳞半爪听到的街谈巷议，那应该属于“大众版中国观”。厚此薄彼，或者一概而论，都会误入歧途，甚至引至重要的政策误判。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