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精英人士，其身份或是大公司总裁，或是大学研究机构的院长，或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议员，他们的日程往往排得满满的，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坐下来回答一个详细的调查问卷。而且，很少有机构能够收集到精英人员的第一手联系方式，即便能找到个联系电话，往往接听电话的不是秘书就是助理，一听是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调研，十有八九就挡了驾。

目前能看到的一次公开调查结果，是由美国皮尤调查机构2013年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同时进行的“对华看法比较调查”。其中，在回答“最让你担心的中国事务”这一问题时，精英样本和大众样本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见下图，详细链接在此）

举例来说，让一般美国老百姓最关心和不满的涉华议题是，“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78%），“中国抢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71％）（上图中黄色框内的数据）。而精英阶层在同时期最担心的问题却是，“中国通过互联网对于美国的攻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红色框内的数据，分别代表美国政府人士，军界领袖，商界人士，学者，和媒体人士的相应看法），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中国持有美债”，和“中国人抢饭碗”两个议题，根本排不上精英群体所担忧议题的前三位。

同样地，大多数美国老百姓认为中国在20年内能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但是，大多数美国精英们却不同意此看法。

类似的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评价，几乎贯穿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美国的精英阶层和美国的大众阶层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美国两种“中国观”怎么影响决策？

如果仅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美国精英和大众之间“中国观”的差异，倒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本来嘛，单从知识结构、眼界阅历、教育水准来看，一般民众在外交领域的相关知识，跟精英阶层相比，那肯定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对于外交事务的评判，更多地源于日常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搭建形成的“常识理性”，简单而朴素，但也往往显得滞后和守旧。

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最高外交政策决策者：总统，正是由这些对外交事务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而且，国会参众两院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都是由美国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重量级参众议员构成。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位高权重，在美国一系列重要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决策中，更起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如果美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者，都是按图索骥，严格遵照美国普通民众的“中国观”来处理所有对华事务，那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就可能出现大问题了。

幸好在美国的外交领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和定律：普通民众决定政客，精英阶层决定政策。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在竞选的时候可以顺着民意的风向，开空头支票，拿中国当靶子，过过嘴瘾。而一旦上台，面前摆放着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敌半友，亦敌亦友”，“水乳交融，水火不容”的多层复杂战略关系，必须马上换档加油，从云里雾里飞回到现实中来了。

这时候，美国精英意见领袖的“中国观”便迅速占据了决策者们的主导位置，而原来的大众版“中国观”，渐渐退却成后视镜里面一个越来越远的嘈杂背景。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卿，任何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要依靠一大批智囊精英在幕后来献计献策，都需要在华盛顿的各种利益集团中谋求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也都需要各种代言人通过各种媒体来影响民意。换句话说，单就外交事务而言，占美国人口比例1％的精英阶层的政策影响力，远远超过占人口99％的草根阶层的影响力。

去年秋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民意和政治团体影响力的两个教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研究报告《考察美国政治的原理：精英，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马丁－纪兰斯教授和本杰明－佩奇的原文链接在此）。

在系统量化分析了1779项美国的政策议题以及相关的影响因子后，两位著名政治学教授的最终结论是，“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精英和代表经济利益的团体组织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独立的影响；而与之相比，普通民众以及大众背景的利益集团仅有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套用到中美关系上会发现，美国大众版中国观不具有左右中美关系的能量，而精英版中国观恰恰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

下面的这张“美国两种中国观的构成和分布图”，粗略地勾画出了美国不同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这两种“中国观”上下格局中的相对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精英中国观”和“大众中国观”，既不代表“正面”、“负面”的分野，也不代表“对华软弱”或者“对华强硬”的区分；它只是根据舆论观点的相对趋同一致性，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同，自然形成的、而又往往被中国忽视或者误读的美国民意分野。

美国两种“中国观”的构成与分布图

上面的“中国观”分布图中，包含着几个需要特别强调和注意的要点。

一，图中的“精英、大众”分界线是为了简化和理解的方便，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普适的标尺。比如在美国研究机构和思想库里，同样有很多持有“大众版中国观”的研究者和学者；同样，在一般民众中，也有很多思想开放、对中国事务了如指掌的“中国通”。

二，美国各种类型和不同影响力的媒体机构，从整体上来讲，偏向于持有“大众版中国观”。这主要反映在这些商业大众类媒体一贯的对华编辑立场，评论方针和报道选材上。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大众商业类媒体的衣食父母就是一般的读者，无论是出于投其所好的要求，还是出于物以类聚的双向选择，这种编、读两方立场的趋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实，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媒体上各种反华、辱华的负面新闻，一拨一拨层出不穷的原因。

三，美国的商业企业集团，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好坏参半——既有积极支持中美发展深层合作、多做生意的“熊猫拥抱者”(Panda-hugger)，也有紧盯着中国对美贸易盈余、指责中国侵害知识产权、抢夺美国工人饭碗的“屠龙士”(Dragon-slaughter)。同理，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虽然持有“大众版中国观”的议员在人数上占相对多数，但在重量级议员中，基本又是两分的。

四，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团队（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负责亚洲事务的主任等），基本无一例外地都持有“精英版的中国观”，即以发展的、务实的、客观的、全面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