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对话/李泽西  编辑/张广凯】

长期以来，日本实行的“窗口指导”被许多人认为是其实现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将贷款引导向实体经济。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前后，日本央行放弃了这一方针，完成了“经济自由化”。

由于日本和中国同处东亚，且发展模式有类似之处，有些人担心，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自己的“泡沫经济”，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窗口指导”是什么，“窗口指导”与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具体如何“指导”银行的行为？有效的“窗口指导”，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货币从哪里来？》的作者之一、温切斯特大学银行与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近日接受观察者网对话，阐述了自己对“窗口指导”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也提出中国可以如何利用其解决银行业的一些问题。该对话分为上下两部分，本文为下半部分。

《货币从哪里来？》，作者：理查德·沃纳 等，译者：朱太辉 等，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观察者网：您在《货币从哪里来》中特别关注东亚经济体。很多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过程，都是由政府引导商业银行创造信贷，并让信贷主要流向实体经济。这种政府而非自由市场主导的信贷分配效率一定更高吗？

理查德·沃纳：首先，我要澄清一点，我指的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由政府统筹规划一切。我指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战略干预，为市场力量建立一个框架，引导市场个体和经济体的行为。这时政府的合理角色是，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负责起草推行的法律，本身就是一套激励架构，在这套架构之下，我们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遵循市场规律。信贷框架与此相似，设置一个激励架构，但核心决定，如银行向谁放贷，可以由银行自行决定，这是借款方和贷款方之间的事。

高增长经济体系有两个特点：首先，需要很多银行，越多越好，所以我总是建议创办更多的银行；其次，政府应该观察、监测资金的动向。我指的不是了解某家公司的举动，而是监测银行信贷用于我之前说的三大资本板块中的哪一类。

比如，如果消费信贷显著扩张，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应该限定银行每年扩大消费信贷的速度不得超过5%、3%之类。这并没有要求银行具体向谁或不向谁贷款，只是设定总额上限。对于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购买土地、金融工具等的资产信贷，也应予以限制，避免资产通胀，资源错配也可能造成银行业危机。

作为银行业的监管员，政府应该确保大部分银行信贷贷款给公司，最好是中小企业，越小越好，确保创造的钱更分散，并投资到生产性企业，实施新理念、新技术，创造具有附加值的新商品和服务。如果大部分银行信贷都投入该领域，经济就能高速增长。

如何决定，到底谁拿钱？这是银行的工作。因此，银行越多越小就越好：地方银行、储蓄银行、信用社、省级银行、城镇银行、乡村银行等。银行业有许多贷款办公室，能审理更多贷款申请，帮助整个金融系统分配资源。这是一个分散的系统，政府只管大局。

这也是我十分敬佩的中国领袖邓小平的关键见解之一。1978年，他意识到改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实事求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发现在其他国家，比如日、德、美，银行都发挥着很多作用，意识到中国可以将一些一线决定委托给银行。

《双猫图》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这全部由政府决定，但是经济规划者掌握的信息有限，每天都在变化，因此需要更了解情况的一线人员决定。邓小平于是决定，中国从只有一个国家银行改为有成千上万个银行，政府只需关注宏观经济，即银行信贷流向哪些行业；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系统非常有效的，被称为“窗口指导”。

政府在幕后确保货币创造主要流向对经济增长有帮助的行业，增添人民的福祉；以人为本，这是中国政府所一直强调的。这一方针帮助中国发展成超级大国。

观察者网：任何政策，都需要得到有效落实，才是有益的。根据您的观察，在金融行业之外，哪些因素最能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经济体量、经济结构、当地文化和思维？

理查德·沃纳：我先评论一下经济体量问题。当我还在东京担任香港怡富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时，这就是行业内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我当时认为，窗口指导是最好的系统，在任何国家都能奏效，因此非常支持中国央行采纳之。

但有些同事和投资者认为，窗口指导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奏效，但它在中国大陆能奏效吗？中国相比他们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实施证明，窗口指导是可行的。

70年代的中国较为落后，很多地区仍然贫穷，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脱贫，其中就包括银行业的贡献。银行业遵循宏观的信贷指导进行资源分配，由数百万一线职员落实，这是唯一有效的实现方式。

就文化和其他方面差异的问题，我觉得这确实是有影响的。中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都强调其中国特色性。这也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政策必须考虑当地文化、历史等因素。

就金融、乃至经济之外的因素，我想补充一点。谈到银行业时，我们嘴上都是金钱和金融问题，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历史和斗志很重要。但有些东西在任何国家和文化背景下都是一样的。

我举一个军队的例子，与我们讨论的中央集权与去中心化问题相关。亚洲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研究了欧洲军事史，发现德国军队比英国军队作战能力更强。英美军事专家也同意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虽然被击败了，但大部战役中德国军队比美国军队作战能力，不过还是寡不敌众。他们将这种作战能力归因于德国一个根本的结构和组织原则。

德国军队是建立在普鲁士军队的基础上的。在1871年统一之前，德国有许多邦国，东北部的一个国家叫普鲁士，有非常先进的经济、社会、早期教育系统，而他们的军队组织也富有智慧。

普鲁士实行了去中心化的原则。老毛奇在《大单位指挥官指南》中表示，前线的军官都有决策权。将军给下属军官下达指令时，会告诉他们想实现的结果；结果、目标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实施方式，就由前线军官自己决定。因为前线战斗中，形势变幻莫测，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将军或政府无法自上而下预测一切，因为没有足够的实时信息。高质量训练和教育也很重要。

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官兵

这被称为“辅助性原则”，即让尽可能多的决策是在一线做出。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军队采用相反的原则，将军即制定目标，也制定制作方案，前线军官必须服从命令，包括一切细节，这是灾难性的，效果很差，造成很多挫折和问题。

军事研究人员发现了普鲁士和德军“辅助性原则”的效果。这对于人类组织原理也有更广泛的意义，现在德国公司和德国经济也采纳该原理。东亚国家研究了后，意识到应该分散决策，鼓励一线人员做决定，领导者则掌握大局。当然，人们都应该认同发展方向和目标。

去中心化时，做事的人就有更多行动自由。任何人都喜欢自由；如果别人整天详细要求做这做那，你自己感觉不太好，而领导也可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形势的变化。同时，行动自由也能够激起动力，因为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在社会制定的总体框架内自我管理。我认为这一模式在任何地方都很有效，邓小平在1978年逐渐引入后在中国也很有效，与普鲁士和德国军队一样有效。